中央大学前期发展，抗战中的中央大学（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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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校西迁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危在旦夕，朝野上下，纷纷忙着迁都，中央大学也接到内迁的指令。消息一经传出，议论纷纷，迁不迁？迁往何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于是，校长罗家伦先后派出三路人马寻觅迁校地址：一是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向重庆出发；二是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向湘鄂出发；因重庆无法安排医学院教学与实习，又派医学院教授蔡翘、郑集专程去成都华西大学（今华西医科大学）接洽医学院迁徙事宜。


校址尚未觅定，战火已燃眉迫近。15日，敌机轰炸南京，学校图书馆和实验中学被炸。19日，敌机再次轰炸南京，学校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均遭到破坏，7名校工遇难。敌机的频繁轰炸，加速了中央大学搬迁的行动。在得知迁校重庆的计划已取得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的支持后，罗家伦于8月下旬在教授会上提出迁校重庆的方案，陈述了三点理由：1、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2、所迁地点，以水路能直达者为宜；3、重庆不但军事上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得到教授会的赞同，通过了迁校重庆的方案。


会后，罗家伦前往中山陵园蒋介石官邸，详陈迁校重庆的理由，获得蒋介石的允准，然后报呈教育部审批。医学院迁院成都也得到华西大学的大力支持。于是，搬迁的各种准备工作开始了。


（一） 艰辛的迁徙


早在1935年的冀东事变时，学校总务处就打好550只大木箱，以备迁校之用。此时，为备长途搬迁，将那批大木箱钉上铁皮，师生们抓住敌机轰炸的间隙，及时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先运到下关江边码头，避免市区轰炸的损失。随着战事的紧逼，学校急函催促暑假回家的师生返校。


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了。那时，南京至武汉的航运虽还正常，但舱位异常吃紧，不可能包船包舱。学校决定，学生和老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约定10月10日在汉口集中，再由中大联络站（原赴湘鄂寻觅校址的王书林教授，在决定迁校重庆后，就在汉口设立中转站）负责统一安排舱位陆续入川。尽管搬迁进展比较顺利，但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重庆已是11月中旬了。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抵达成都后，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已先期开学上课。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原设三牌楼，因两次遭敌机轰炸，已先迁出南京，10月10日在安徽屯溪开学。南京沦陷后，安徽形势吃紧，又迁至长沙，最后内迁至贵阳。因与重庆校本部相距甚远，交通不畅，于师范学院实习不便，1941年实验中学划归贵阳市属，中央大学另觅重庆市青木关14中学为附属中学。


已经运到下关码头的图书仪器，因长江货运船只极为紧缺，虽经多方交涉，仍无结果，正在进退无计的时候，意外地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鼎力相助，得到圆满解决。当时的民生公司正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抵达南京后，即西上返回四川，这一批客运船只便免费提供给中央大学。为了装运航空工程系三架拆卸式飞机、医学院泡制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实验良种动物……，还破例通融，临时打通舱位，给予放置。民生公司这一举动，为保全中央大学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整个迁徙过程中，最为感人的要算农学院牧场大批良种牲畜的搬迁了。罗家伦临离开南京前，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并表示：若敌军逼近南京，这些牲畜能迁则迁，迁不出就算了，学校决不会责怪。


12月初，敌军已逼近南京。在牧场技师王酋亭的组织带领下，工人们决心将这批来自欧美澳洲的珍禽良种，以及教学不可少的实验动物搬出南京。他们用学校发放的安置费雇佣民船，将牲畜运过长江，然后，徒步从江浦，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后，再水运到重庆。沿途交通阻滞，雇不到运输工具，只有自行设法将鸡、鸭、兔类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的身上，犹如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有时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入冬后，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人、畜均已疲惫不堪，继续前行是不可能的了。在征得学校同意后，“队伍”便在河南商城休整过冬，学校及时汇上费用。待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重登征程，到宜昌后，乘上学校准备好的船只驶向重庆，前后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下旬到达沙坪坝。师生们望着这支特殊的“队伍”倍受感动，一致誉王酋亭为“中大的焦大”。罗家伦在一回忆文中说：“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二） 沙坪坝建校


重庆新校址选定在沙坪坝松林坡，是重庆大学东北面的一个小山丘，属该校土地，占地不足200亩。因山坡上长着稀稀疏疏的松树而得名，嘉陵江从山坡下绕过，山清水秀，虽然山丘湫隘逼窄，却也能“自成小小格局”，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后，中央大学即致函四川省主席刘湘。10月初，刘湘复函表示同意，并知照重庆大学。学校即在重庆都邮街紫家巷设立“中央大学重庆办事处”。罗家伦派水利系主任原素欣、工程师徐敬直和事务主任李声轩前往重庆负责办理校舍建造事宜。


正当紧锣密鼓筹措校舍建筑工程时，当地一股地方封建势力制造了所谓“下江人”入川会影响四川人利益的舆论，竭力逼迫重庆大学收回松林坡。为此，罗家伦数度访晤刘湘（时以参赞抗战军务关系正留居南京），反复说明保全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东南文化的输入与交流，予四川文化的发展大有裨益等，后又经民生公司卢作孚总经理的中间调停，这场风波才暂时告息。


为保证基建工程如期完成，在整个建筑过程中采用包工包料的形式，划分为18个工作队，同时作业。工程最紧张时，集合了建筑工人1?700多人次，日夜奋战，仅用42天时间，围绕着松林坡，修建了低矮的一排排竹筋泥墙教室和宿舍。虽然教学条件与生活环境远不能和南京相比，但是经过长途跋涉的全校师生总算有了栖身之地。并于12月1日开学上课，包括当年录取的新生在内共有学生1 072人。从此沙坪坝上空升起了中央大学校旗。


1937年10月下旬，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师生以及部分图书仪器抵达成都华西坝，随即筹备开学事宜。当时的医学院只有三个年级（1935年重建的）学生，一年级新生在重庆就读。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先后迁入成都华西坝，都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和实验室等。畜牧兽医系借住成都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血清厂。抗战八年，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远离校本部，只得半独立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艰苦创业，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医学和农业人才。


入川后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顶端，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站在图书馆门口，可以俯瞰学校全景，坡上的主要通道是一条环山公路，也是运动员的跑道。后来，又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等。此时的松林坡房舍相连，层层叠叠，再也无法插足了，学校规模逐日扩大，不得不向校外谋求发展。于是在沙坪坝镇上修建了小龙坎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对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学院的大型实验室等，将航空工程系和艺术系迁至磐溪，这样校舍的紧张状况得到暂时的缓解。


随着战火的蔓延，大片国土的沦陷，涌入大后方的人员越来越多，中央大学在校人数激增，学校筹划建立分校案。经教育部批准，决定在离重庆市60华里，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而上25华里的柏溪建立分校。


柏溪，是江北县的一个小山村，这里四面环山，岗峦起伏，清澈的溪水从长满翠柏的河边流过，依山傍水，恬静幽雅，校长罗家伦把这个没有地名的村子，取名柏溪。总面积为148亩，呈西南东北走向，中部较为平整，辟作饭厅和运动场，围绕运动场修筑16尺宽的马路，为校内主干道，分设教学区和生活区。校舍建筑也采用松林坡建校经验，包工包料，不分昼夜，突击施工，历时两个月，建屋44栋，耗资13万元。后来又相继增建了游泳池、工场和防空洞，设施逐步趋于完善。


至此，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地分三处：重庆、成都和贵阳。1941年罗家伦在谈及筹建南京中华门外新校址未成而西迁时，曾不无幽默和聊以自慰地说过：“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建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到局部而未用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免除了许多困难的手续，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学生没有耽误学业。”（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见《中央大学七十年》第112页。）真可以谓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虽然，战时的中央大学地域分散，头绪繁多，开支增加，领导不便，不利于办学，然而，在抗日精神的感召下，齐心协力，知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使中央大学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


二、校长与行政机构、经费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仍按《中央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校长一人，负责综理校务，由国民政府任命。1941年8月，罗家伦辞职后，继任校长依次为顾孟余、蒋介石、顾毓臔，任期都只有一年左右。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吴有训接长中央大学。


西迁后，罗家伦继续苦心孤诣地谋求中央大学的发展，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师资，增设新兴系科，创办研究院等，使中央大学在战火纷飞中声誉日隆。到了1940年前后，重庆物价暴涨，十倍于战前，学校经费拮据，难以维持，罗家伦实感“精疲力竭，再也不敢继续下去了”,加之国民党派系之间的倾轧，遂于1941年7月，提出辞呈。8月，罗家伦辞职获准，于是告别了他苦心经营十年之久的中央大学。后由顾孟余继任。


顾孟余，北平人，1888年生。早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后来出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校长。1926年起，先后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历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教育部部长、铁道部部长和交通部部长等，在国民党内享有一定的声望。1941年8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为人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与师生接触甚少，教授有事请见，也须事先约定。但在教育行政管理上，比较宽容，对校务和师生生活极为重视，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多方努力为学校筹集资金，以改善教学和生活设施。长校期间，重建了图书馆，新建了能容纳三千人的大礼堂，还有数栋宿舍，使学校面貌大有改观。后因与当局不合，1943年初提出辞呈，未待获准，旋即赴美。


顾孟余之后，谁长中大，当局举棋不定，一时传言纷纭。于是引发了以挽留顾（孟余）校长为由的1?500多名学生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游行，挽留顾校长的标语、壁报贴满饭厅四周，这是抗战以来，重庆首次发生的最大的学生风潮。为了稳住中大，避免事态的发展，蒋介石匆忙上阵，行政院第60次会议决定：准予顾孟余辞职。校长一职，由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自兼。（《中央日报》，1943年2月18日，第1版。）当即各主要报纸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报道。


蒋介石亲自出长中央大学，便在学校特设教育长一职。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奉命担任，代表校长驻校主持校务。1943年3月5日，蒋介石偕同朱经农到校视事。7日，在全校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大学应注重培养新的精神与新的风气，以造就一般学生为建国干部，克尽其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之责任。”又说：“大学是培养领袖人物的场所，中大的学生应负责起领导千人或万人的使命。”他要求全校师生以“勤俭朴实、刻苦耐劳之精神，造成中大之新风气。”而“新风气”的形成，“端赖学生能竭诚听从师长之教诲”。教师应该“视学生如弟子，于讲授课业之外，对其日常饮食起居与休息，随时注意指导，养成整齐清洁与守纪重秩序之习惯，切实尽到‘教’与‘育’之职责”。（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编委会：《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年第3期。）其实都是重弹1938年颁布的导师制训令的老调而已。


蒋介石平时每周六下午来校，届时教育长朱经农必须偕同“三长”和军训教官到松林坡山脚下，恭候校长来校巡视。巡视内容一般是学生伙食和宿舍卫生，偶尔也到农场看看苗圃、喝杯新鲜牛奶，对学校的教学、科研等涉及不多。但也办了两件实事：战时纸张印刷困难，被迫停刊一年多的《中央大学校刊》，在他的过问下得到了复刊，为增进系科之间相互了解、活跃学术空气提供了园地；1943年冬，蒋介石看到大学生鞋袜洞穿，衣衫破烂，发给每人一件军用大衣，白天穿着御寒，晚上可以当棉被盖，比麻袋、报纸强多了（当时确有穷学生用麻袋、报纸加盖在薄被上）。


1944年夏，蒋介石辞去中央大学校长，改任永久名誉校长。同时撤销了教育长一职。继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是原教育部次长顾毓琇。


顾毓琇，江苏无锡人，1902年生。1923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攻读电机工程，1928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科教授兼科主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工学院院长。1938年出任教育部次长。1944年8月出长中央大学。他在向报界发表谈话论及教育方针时说：大学应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盖尊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培植文化之根本原则。主张“教授为第一，尊重教授地位及其学术上之成就，以避免学术机关变为行政机关”（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编委会：《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年第18期。）等观点。


顾毓琇长校期间，力谋扩充和发展学校规模，改善教学环境，对系科的增设和调整归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于公务之暇，还亲自上课，指导实验，如为电机工程系开设《电工教学》，为工科研究所开设《交流电网分析》等，深受学生欢迎。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顾毓琇辞职离校。中央大学师生在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同时，也迎来了新到任的校长吴有训。


（二） 行政管理机构


学校的行政总机构是校长办公室，负责综理全校的行政事务。校长办公室下辖人事室，专管教职员聘派事宜，设主任秘书一名，由校长聘任。重庆期间，先后出任主任秘书的有彭百川、夏开权、贺壮予、吴功贤等。日常的教学、行政工作，划归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分管。


教务处 负责全校教与学两方面的工作，设教务长一名，由校长聘任。重庆期间，先后出任教务长的有童冠贤、胡焕庸、张士一、唐培经等。下设：1 注册组，负责学生成绩考核、统计；2 出版组，负责供应讲义，检查并发行校刊及由中央大学主编的刊物等；3 图书馆，校本部和柏溪分校各有图书馆一所，馆长洪范五。后来成立“中央大学图书委员会”，由陈章任主席，聘请各院著名教授11人组成该委员会，在经费拮据、图书缺乏的情况下，加强图书的购置和管理工作，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


训导处 负责学生的训导工作，设训导长一名，由校长聘任。重庆期间，先后出任训导长的有张庆桢、陈鲲、周鸿经、王书林、何义均、沙学俊等。下设生活指导组、体育卫生组、军事训练组和卫生室。柏溪分校和成都医学院设有训导室，各设主任一名。1938年6月，中央大学试行导师制，成立主任导师室，规定导师对学生的思想、行为、身心、学业、进修进行切实的指导。原由主任导师负责，后主任导师由训导长兼任，训导处的管辖范围就更大了。每学期由校长召集一次训导会议，制定本学期的训导计划及实施等。训导处每月召开一次处务会议，审议和讨论学生的操行等级以及学生生活安排等。


总务处 负责学校事务性工作，设总务长一名，由校长聘任。重庆期间，先后出任总务长的有张广舆、王书林、吴干、袁宗泽、吴世瑞、戈定邦等。下设：工务、事务、保管、文书、警卫和出纳室。大学的会计室是独立的，其主任、佐理员及雇员均由国民政府主计处派任，在校长督促下，办理帐目的审核、呈报等。


柏溪分校设立校长办公室，为校长驻分校办公地点，设办公室主任一名，秉承校长指示综理分校事务。另设教务、总务室，各置主任一名，代表教务长、总务长办理分校教务、总务事宜。分校的训导事宜由主任导师室负责。


各学院院长和系科主任，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唯师范学院院长须由校长呈报教育部审定后聘任之。


除上述的“一室”、“三处”负责学校日常行政事务外，另设校务会议和行政会议，襄助工作。校务会议是决策性机构，由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院院长、系科主任、会计主任及教授代表组成，校长任主席，主要审议学校的预算与决算、院系的增设或裁撤、规章制度的颁定，重要设备的购置等，每学期开会一次。行政会议是讨论或布置学校日常性事务，由校长或“三长”负责召集，每周开会一次。


（三） 经费


教育部核定中央大学每年的经费为172万元。1937年9月，国民政府就借抗战名义，大大缩减教育经费开支，将已核定各国立院校的经费按七成支付。迁渝初期，物价低平，师生人数亦少，图书仪器因战事无从添置，系科也未谋发展，本着共赴国难，一切从简的原则，教育部支付的经费还勉强应付。随着学校师生人数的猛增，院系的发展，图书设备的添置，经费短缺的矛盾日趋尖锐。尤其是1940年以后，重庆物价飞涨，教育部支付的经费仅够开支教职员工资、伙食补贴及部分教学用费，其他开支全无着落；加之中大校址分散，人员、系科大幅度增加，教育部并未就此增补经费；此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原因，就是应用学科发展迅速，其经费开支远较其他系科为高，于是经济状况日见支绌。学校只有利用地处大后方中心的优势，以及雄厚的教学科研实力，巧立名目“争吃小灶”，不时请求补助，如救济费、追加费、专用款、委员长特拨补助费等，尽管如此，还是入不敷出，东借西挪，举步十分艰难。罗家伦的辞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为筹措经费无着落，不敢支撑下去而离开中央大学的。抗战时期，教育经费奇缺成了历届校长最头痛的事。
中央大学经费的分配，以1945年度内部预算分配为例，见表４－1（南京大学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359页。），表中用于各院的教学经费为375 900元，仅占总经费支出的13．46%，而分配到各院的经费，又以文科最少，文、法两院经费为12 000元，占3．5%，两院学生共1 010人，却占全校总人数的27．3%，若分摊到学生，每人可得11.8元（当时重庆的黑市米价为300元一担）。相对来说，医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经费要高得多。而占本大学经费2/3的是学校各种补助费、公共用费及教职员工资。


表４－１ 1945年度内部预算分配草案


款        项        目        科 目        金 额        备 注
一        一       
本大学经费        2792392        校警28人，分校16人
应发各款        915552
一        教职员薪俸        270000
二        特别办公费        80000
三        临时研究补助费        80000
四        房 贴        10000
五        兼任教员交通费        70000
六        兼任教员工资        35000
七        职员补助费        30000
八        校警补助费        59752
九        柏溪分校        273000
十        附属小学        7800


二       
各院经费        375900       
一        文学院        5500
二        理学院        44700
三        法学院        7300
四        农学院        47200
五        工学院        58400
六        师范学院        26800
七        医学院        137000
八        畜牧兽医系        24000
九        实习费        25000


三       
公共用费        945000       


四       
总办公处费        219000       


五       
战时膳食补助费        336440       




一        各膳食团工友米代金        226440        燃料及设备购置
二        各膳食团设备补助费        110000


三、系科演变和研究院的创立
西迁后，随着抗战建国形势的变化，社会需求的增加，除对原有系科进行调整归并外，还加大了应用科学方面系科的设置，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扩充医学院，创立研究院等，使中央大学成为拥有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性大学。


（一） 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


为培养高深学术研究人才和健全的中等学校师资，行政院决定，1938年夏，在全国六所大学增（改）设师范教育，学制五年，最后一年为教学实习。师范生一律享受公费教育，毕业后，由教育部分发各省充任中学教员或教育行政人员。在完成服务年限（一般为五年）后，可以继续深造，也可以离开教育机构，从事自己愿意的工作。同年秋，中央大学奉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除原教育学院的教育、艺术（音乐、绘画）、体育系外，新增设国文、英语、公民训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系和童子军专修科。


改制后的师范学院，无论是系科设置和课程开设都居七院之冠，学生人数仅次于工学院。系科设置虽然门类齐全，但平列而无特色，繁复而无重点。不少系科与文、理学院的系科相同，只是归属不一，比如国文与中文，理化与物理、化学等；开设的课程内容和教师也相同，甚至有些课是合班上，师范生还得学习教育学方面的课程，负担很重。顾毓臔长校期间，对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砍削和归并，只保留了教育、艺术、体育三系和体育专修科，师范学院这一体系一直延续到复员南京后。先后出任师范学院院长的有：艾伟、许恪士、孙本文、张士一、邵鹤亭等。从1938年至1945年，共有四届毕业生，输送中等教育人才500人左右，高级研究人才10人（研究院师范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为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二） 扩充医学院


西迁时，因重庆找不到可供医学生临诊实习用的医院，学校决定，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迁成都，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和实验室开学。不久，山东齐鲁大学迁入，于是，三大学医学院本着共赴国难的精神，克服师资、图书、仪器不足等困难，携手合作，共度难关。部分课程实行混合施教，取长补短，从而促进各校的恢复和发展，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医疗水平，也带来四川高等医学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1938年夏，经过戚寿南院长的多方努力，将成都原来的三所教会医院（东城四圣祠街的仁济医院、惜字宫街的仁济妇幼医院和南城陕西街的存仁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合并，改组为中大、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医院，以供高年级学生实习之用。戚寿南被推为联合医院首任院长。联合医院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制度，这对于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确实是一个大的促进。


1939年秋，增设牙本科（6年制）。为快速培养牙医专门师资和研究人才，将牙医专科学校的在校生全部转入牙本科，并于联合医院内开办牙医门诊部。


1941年夏，中大医学院脱离三大学联合医院，独立开办四川省公立医院。年底，接管了成都市步后街志成商高校舍，牙医专科学校和医学院师生从华西大学迁出。至此，医学院在师资、设备和住房等多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


1942年，省公立医院开办分院。同年秋，医学院增设护士师资专修科。1943年秋，增设法医科，并于法医科内附设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同年，又接受司法行政部委托，举办司法检验员训练班，为期两年。


此时，医学院规模日益扩大，院务繁杂，除院长仍为戚寿南外，又增设副院长一职，由胡懋廉担任。


医学院分医科和牙科，学制六年。前三年共同开设医学基础课，四、五年级医、牙科分开授课，六年级全年在医院进行全面实习。医学院开设的课程均为必修，并须依次修习。一年级新生在柏溪分校学习基础课。


该院师资荟萃了全国第一流的专家教授，如戚寿南、蔡翘、郑集、李廷安、胡懋廉、潘名紫、阴毓璋、程玉麟、黄克雄、陈耀真、邱焕扬、陈华等，都是医学界某一学科之著名专家。他们以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培植了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大后方人民身体健康作了有益的贡献。


在成都，医学院毕业五届学生，共计246人（其中医科118人，牙科23人，牙医专科学校87人，护士师资专修科12人，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6人）。高级研究人才3人（研究院医科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三） 新增系科


1. 水利工程系


1937年夏，水利工程系正式成立，系主任原素欣。“八一三”以后，随校迁往重庆沙坪坝，在磐溪修造了较大规模的“水力实验室”和“土壤实验室”。由于获得水利部门的拨款和补助，师资充实，设备先进，实验完善。该系专任教授有：原素欣、黄文熙、顾兆勋、严恺、谢家泽、姜国宝、李士豪等。


2. 航空工程系


1935年，工学院接受国家航空委员会委托，聘请航空界著名专家罗荣安主持机械特别研究班。招收大学机械、电机、土木工程系毕业生，通过18个月航空业务的进修和两个月的实习，完成学业。前后结业两届四班，共33人。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延聘师资，扩充设备，成立航空工程系，系主任罗荣安。因获得航空委员会巨额资助，致使该系发展迅速，西迁时已初具规模。


1938年秋，航空工程系正式招生，并在磐溪修建大型棚场，可存放数架飞机、多具发动机。设有结构、风洞、发动机和仪表四个实验室，配有修配工厂和小型图书室，供师生研究实习。


该系专任教授有：罗荣安，谢安佑、柏实义、张创、黄玉珊等。该系教师除教学外，还承担国家航空委员会的研究任务，比如我国最早的滑翔机和五尺风洞，就是在重庆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研制成功的，为我国新兴的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


3. 社会学系


该系创建于1928年，1936年奉令暂行停办。1941年秋，恢复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系主任孙本文。该系课程开设整齐，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课堂教学外，延请社会名流，开设系列学术讲座，社会实践活动也较多，还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开辟了社会学研究专栏，由该系师生编辑。专任教授有：孙本文、王政、傅尚霖、张少征、朱约庵等。


4. 农业经济系


1939年秋，农艺系设立农业经济组。随着社会需求量的增加，选习农业经济的学生超过全系总人数的一半。经教育部批准，1942年改农业经济组为农业经济系，专门培养农业经济建设人才。系主任张德粹。该系虽创办于抗战时期，经费拮据，图书设备有限，但学术研究气氛极浓。1944年，独立创刊《农经学》，每年两期，大多刊载本校教师的科研论文。专任教授有：张德粹、刘庆云、潘学德、刘世超、张之毅。


5.气象系


早在东南大学地理系内，就一直并存着地理、气象两个专业组。气象学是一门新兴亟待发展的科学，1943年初，教育部令中央大学气象组独立建制为气象系，这在全国高校还属第一。系主任朱炳海。西迁时，地理系的仪器设备是保存最完好的，这也为气象系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专任教授有：涂长望、黄厦千、朱炳海等。


6. 边政系


国民政府西迁，大批机关人员涌入内地，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地位益形重要。为“开发西北”，“建设西南”，急需培养边政建设人才。1944年秋，教育部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系，隶属法学院，并于当年招生。该系学生一律享受师范生同等待遇。课程设置也从边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会、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着眼，有些课程涉及文学院或法学院，接触面比较广。


在高等学校设立边政系，在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学校聘请国内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首任系主任。他在回忆建系初期的情景时说：“边政系简直是一付空架子，没有图书设备，没有教授，没有助教，只好一个人唱独角戏，兼干教授、助教、甚至工友的事情。”（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编辑处：《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8年8月23日，复员后49期。）经过一年的努力和学校的大力扶持，至复员时，才算搭好框架。回到南京后，边政系的建设，才初具规模。专任教授有：凌纯声、韩儒林、卫惠林、芮逸夫、董同和。


7.俄文专修科


1945年初，苏、美、英三国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决定中、苏将签定友好同盟条约。为承担沟通中苏文化之使命，满足社会对俄文人才的需求，当年春，中央大学奉令创设俄文专修科，隶属文学院。俄文专修科一成立，颇受学校重视，聘请原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的丁文渊出任科主任。丁文渊并不懂俄文，为了有更多机会接触学生，他亲自为俄文科开设德文课，作为第二外语。后来，丁文渊调离，由姜寿春继任。专任教授有：丁文渊、姜寿春、南文明、音德善、黄阿丽（韩）。


（四） 研究院的创立和发展


1934年11月，理学院和农学院就分别创设数学研究部和农艺研究部。1935年1月，中央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罗家伦、邹树文、陈剑修、艾伟等为筹备委员。1936年秋，数学、农艺研究部招生（各招一人）。西迁后，尽管环境、设备、经费等困难重重，学校仍然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积极谋划研究部的发展，并于1938年12月创办了中央大学研究院。由校长兼任院长。行政上为独立机构，下设所、学部，所和学部的负责人由各院院长和系主任兼任，导师也由各系教授派任，实际上，研究院与各院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研究生修业两年，在职助教研读则为三年。凡报考研究生者，必须取得公立或私立立案大学、独立学院毕业文凭或外国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经各研究所考试合格，方可录取。学习期间，不得转学或中途辍学。


研究院采取学生自行研究为主，导师授课为辅的教学方法，即使在课堂上，导师也只进行提纲挈领的讲解，多采用启发讨论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学习期满，研究生除提交硕士论文，经论文审查和口试（答辩）外，还得通过由学部命题的笔试。比如1945年度农艺学部确定学位考试科目是作物学、遗传育种学、生物统计三门。研究院专门成立统一的考试委员会，委员分校内委员和校外委员，原则上每年聘任，如1945年度校内委员为唐培经、楼光来、孙光远、卢锡荣、邹钟琳、艾伟；校外委员为朱经农、周鸿经、张洪源。口试和笔试成绩合格后，研究所负责写出报告，连同硕士论文一并上报学校，决定授予学位后，再呈报教育部。


中央大学研究院于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创时设5所7个学部，后又相继成立文科、医科研究所。至复员前，中央大学研究院已拥有7所23学部。（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编辑委员会：《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年6月1日。）


文科研究所设：哲学部、历史学部、外国文学部、中文学部


理科研究所设：数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地理学部、生物学部


法科研究所设：政治经济学部、法律学部


师范研究所设：教育心理学部、教育学部


农科研究所设：农艺学部、森林学部、畜牧兽医学部、农经学部


工科研究所设：土木工程学部、机械工程学部、电机工程学部


医科研究所设：生理学部、公共卫生学部、生化学部


1941年7月，中央大学研究所首届毕业生7人均获得硕士学位。在重庆期间，共毕业五届，总共有60人获得硕士学位（其中助教研读生20人，印度研究生3人）。但是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实际入学人数，据1944年《国立中央大学概况》载，1943年研究生辍学人数约占在校人数的1/5强，个中主要原因便是战时的贫困和疾病。（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国立中央大学概况》二十九周年校庆纪念，第108页，1944年版。）见表４－２。


表４－２ 1943年度研究院学生统计表


学生 年级        在 校 生        不 在 校 生
所别        一        二        三        合计        保留学籍        休学        合计
文科研究所        5        1       
6        2       
2
理科研究所        10        2        3        15        3        2        5
法科研究所        6        3       
9       
1        1
师范研究所        5        3        2        10       




农科研究所        8        1        2        11        3        1        4
工科研究所        2        1        3        6       




医科研究所        3        2        1        6       


63       


12
虽说研究院毕业生人数不多，可对遭受外族侵略、贫困落后的旧中国来说，伸张了民族的自豪感，昌明了学术研究空气，指导了生产实际，对抗战建国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罗家伦校长，注重时代的需要和学校教学研究的配合，要求导师对学生研究课题的选择与社会实际运用相联系，他一直认为：“没有研究工作的大学，在教学上不但不能进步，而且一定会后退。”（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中央大学七十年》1985，第115页。）1944年夏，研究院有20名学生的毕业论文通过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审议，其中法科生的《我国物价指数的研究》、《经济建设期中之贸易政策》；农科生的《从人、地、作物三者的关系中检讨我国农业应采取之途径》、《蓖麻剥壳法》；工科生的《机械工具之经济使用法》等，都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受到社会的重视。师范科的研究生对中小学生教育心理的研究等，儿童智慧测试的研究，对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及教材的编写有明确的实践指导意义。研究所还承担编辑、出版和发行《心理半月刊》、《心理与教育实验》两种刊物，当时在教育界影响很大，受到教育部好评。


四、雄厚的师资与教学、科研
（一） “部聘教授”


1940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规定各校已聘任与准备聘任的教师均须呈“部审核”，由教育部的“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核定其等级（共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并发给所谓审查合格证明书，各校必须依“教育部审查合格之等级聘任”。1941年，教育部又实行“部聘教授”制，按学科评选出一批资深、有名望的教授，改由教育部直接聘任（原则上每学科1名）。部聘教授每月薪金600元（相当校长待遇），另加发研究补助费400元。部聘教授还负有“辅导全国各院校对于学科之教学与研究事项”（《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总第515页。）的重任，由教育部分派赴各地讲学。


同年底，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学有梁希、孙本文、艾伟、胡焕庸、蔡翘5位教授荣任。1943年，评审出第二批部聘教授15名，中央大学的楼光来、胡小石、柳诒徵、高济宇、常导直、徐悲鸿和戴修瓒7位教授荣任，差不多是总数的一半。


中央大学教师队伍一向以兵多将广著称，但学校西迁时，随校入川的教师总共不足200人。到重庆第二年，学生人数骤增，师资严重缺乏，学校便从各方面延揽人才。那时，重庆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人才纷纷涌进，作为文化中心的沙坪坝，自然成为各路精英的荟萃之地，学校尽量吸纳人才，充实教师队伍。这一时期，延聘到校的著名教授有：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古希腊哲学家陈康，植棉专家冯植芳，建筑学家刘敦桢、杨廷宝、童隽，航空气象学家黄厦千，航空工程学家张创、柏实义，地质学家朱森、张更，法学家何联奎，医学家李廷安、胡懋廉、阴毓璋等。到1945年时，总数超过600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290人，讲师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当讲师）38人，（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编委会：《三十周年校庆特刊》，1945.6.9.）和战前相比，数量翻了一番。1936年6月统计数：教授（包括副教授）133人，讲师34人，助教123人，差不多是同期西南联大教师总数的一倍。（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2页。）足见中央大学师资力量的雄厚。学校教授大都曾留学国外，知识渊博，年富力强，大多数年龄都在40岁左右，50岁以上的极少，年事最高的柳诒徵先生也不过是古稀之年，人们尊称为“太老师”。当时学校有三位未满或刚满“而立”之年的教授，大家戏称“Baby Professor”。这些中青年教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思想敏捷，接受新事物快，克服了战时教学、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有力地推动了教学工作的开展与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 优良的教学


抗战初期，大学招生均由教育部统一考试，然后各校录取。从1941年起，中央大学又恢复到抗战前各校联合招生的做法。在重庆期间，中央大学常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联合招生，以利各地考生就近迎考，然后四校统一录取。那时，报考中央大学的学生十分踊跃，在联合招生中，第一志愿填报中央大学的考生高达2/3。之所以如此，一是学生慕名而来，因为它是“中”、“大”，是时势造英雄，抗战爆发，有的学校在迁徙中人数锐减，大伤元气，难以维持，唯独中大择地准确，短期内发展为全国人数最多、系科设置最齐全的高等学府;二是中大属“国立”，费用低，学校设有贷金、公费，这对流亡及家庭贫苦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样，在众多竞争者中，能被中央大学录取的，自然也属佼佼者了。迁渝一年后，在校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并逐年上升，截止1943年度，在校学生数达3?700人，（南京大学高教所编：《南京大学大事记》，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为西迁时的三倍半。


各学院课程开设齐全。抗战前，只有医学院的课程是由教育部统一科目，其他院系的科目均由各校自订。抗战初期，教育部加强了各院校课程开设的管理工作，对于农、工、商、医专门学院，应“施行高深专门技术教育，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以国家物资建设之需要为施教对象”。文、理、法、师范专门学院，应“注重各项基本学问之广博研究，再由博返约，养成能治学治事治人之技能。以国家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之需要为施教对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见《战时教育方针》，台北1976年版，第11页。）1938年12月，教育部颁发了《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接着又颁布了《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表》，责成各大学从1941年起，按教育部统一科目开课，实行全国统考。中央大学严格执行教育部规定，要求学生必须按开课顺序修满136学分以上始得毕业（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略高于此数），并授予学士学位。


教师辛勤耕耘，学生刻苦自励。课堂上，不用点名，没有缺席逃课的，为了听课清楚，做好笔记，提前到教室，抢坐前排位子；每逢名师授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没有座位就站着听，也不忘记笔记。如听孙本文的社会学，沈刚伯的西洋史，方东美的哲学课……，同学们认为是“莫大的享受”。理工科的学生为了得到一个数据，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忘了腰酸背痛，直到答案准确为止，校园处处充满了孜孜不倦的求知气息。


这一时期，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全国各大学中仍是领先的，并未因战事迁徙，设备简陋，校舍拥挤而影响学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出国留学率也比较高。1940年5月，教育部为奖励学业优秀的学生，采用自由参赛的形式，举行大专以上学校学业竞试，分甲、乙、丙三组。甲组为一年级基础知识竞试；乙组为二、三年级专业知识竞试；丙组为毕业生论文竞试。先由各校进行初评，然后，参加教育部的统一考试。参赛结果，中央大学获得甲、乙、丙三组团体总分第一，受到教育部的嘉奖。优良的学业成绩也为出国深造提供保证。1943年，教育部主办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录取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占到总数的1/5；1944年，庚款留英公费生考试，录取30人，8人为中央大学毕业生，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就是这次出国深造的。


在重庆期间一共毕业8届学生，约4 000人，其中硕士研究生60人。


（三） 成果丰硕的科学研究


西迁后，虽然有来自战争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磨难，中央大学教师始终以饱满的热情，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教学和科研，由于战时特定需要，不少领域的科研都有了新的发展。


战时，因购买教材困难，各科都需自编教材，经过反复的教学实践与研究，有的已锤炼成科学的、系统的教科书，其中不少教材被审定为大学图书或“部订”教材而公开出版。如孙本文的《中国社会问题》，缪风林的《中国通史要略》，李长之的《西洋哲学史》，罗根泽的《周秦西汉文学批评史》，朱锲的《中国财政问题》，林振镛的《刑法学》，朱伯康的《经济学纲要》，许恪士的《中国教育思想史》，肖藍嵘的《教育心理学》，艾伟的《高级统计学》，潘菽的《普通心理学》，胡焕庸的《世界经济地理》、《气候学》、《国防地理》，朱炳海的《普通气象学》、《军事气象学大纲》，孙光远的《微积分学》，邹钟琳的《普通昆虫学》，罗清生的《家畜传染病学》，孙鼐的《岩石学》、《工程地质》等。教授们的其他新著也在这一时期纷纷问世，如余大缜的《英国文学史》，唐君毅的《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常任侠的《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许哲士的《工商管理》，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孟心如的《毒气与防御》、《化学战》，赵廷炳的《阳离子分析法》，张德粹的《农业合作》等。据1944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统计，当年中央大学教师公开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就达40余种。中央大学作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除公开发行的《文史哲》、《科学》和《社会科学》三种大型季刊外，还负责主编数十种全国性的学术刊物和丛书，如李寅恭主编的《林学》，是中华林学会唯一的学术期刊，陈耀真、邱焕杨主编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盛彤笙主编的《畜牧兽医月刊》，艾伟主编的《心理研究季刊》，徐仲年主编的《文艺月刊》以及《中、法、比、瑞文化从书》等。


为了抗战建国，开发建设边疆的需要，应用性学科的研究也应运而生。理、工、农科的教师努力与社会各方面合作，开展生产技术、矿产勘察、水利移垦、公路建设、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良种的繁殖与推广、滑翔机木材之研究等。比如，应中华自然科学社邀请，李旭旦、郝景盛和任美锷（时任职浙江大学）进行了西北考察，他们对川北和陇南一带的地形、气候、土地利用、民族、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然后对该地区的工业、农业和交通的建设提出规划，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另有梁希的《川西大渡河流域木材松脂采集》，李学清的《陕南矿产考察》，耿以礼的《青海牧草考察》，丁、戈定邦的《新疆矿产考察》，张可治的《川西公路考察》等都提供了翔实资料，为西部开发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1943年，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悬奖10项专门研究，物理系王恒守和陈廷蕤（研究生）发明的“直接镀镍于钢铁之方法”，化学系方振声发明的“汽油精”和梁守渠创制的“耐酒精涂料”三项获科学发明奖，共获奖金4万。还有化学系赵廷炳“阳离子分析法的研究”、物理系赵广增和汤定元的“放电管中电子温度之研究”，以及航空工程系“滑翔机的制造和研究”等，在当时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其中最负盛名、载入史册的是中国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原中央大学教授，时为兼任教授）偕同高淑哿（中大研究生），于1941年9月21日赶赴甘肃临洮观察日全蚀，获得天文史上极其宝贵的资料。


五、战时校园文化生活
战时的沙坪坝属重庆磁器口行政区管辖，称为沙磁区。中央大学校舍就建在沙坪坝松林坡上，校园与重庆大学毗邻。穿校南行，是教育家张伯苓于抗战前夕创办的南渝中学，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设于此。北行至磁器口，是一小河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这儿有四川教育学院。松林坡的对岸，是风景优美的磐溪，嘉陵江从坡下潺潺流过，有一小规模蓄水库，是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工业实验所的所在地。各校所常有演讲会、歌咏会、话剧、土风舞等演出，每次活动海报一贴出，师生均可自由参加，关系融洽。当时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而中央大学是这个文化区的核心。


（一） 名人讲演


学校在授课之余，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当时影响较大的重庆“沙磁区学术讲演会”就是由中央大学主办的。每周日借重庆大学或南渝中学礼堂，敦请学界、政界或来华外交使节等社会名流作讲演，如翁文灏、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美驻华大使詹森，职位最高的要数英国前首相艾德立了。校内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如应中央大学教授会邀请，冯玉祥将军来校演讲，还兴致勃勃地给师生们朗诵自己创作的“丘八诗”；最受师生欢迎的要数应“中苏问题研究会”邀请，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作的讲演，听众十分踊跃，沙磁区其他学校也派来代表，中央大学的临时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讲演结束后，同学们久久不肯离去，一致称赞：“还是共产党有办法！”“中国有希望了！”文学院主办的诗、词、曲和外国名著系列讲座，由著名教授主讲，听众可以发问，提出不同看法，共同讨论研究，参与者十分踊跃。还有各种展览也深受欢迎，如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徐悲鸿东南亚讲学回国的演讲和画展，吴作人大西北写生归来举办的边旅画展都受到学校内外观众的关注，工学院为开阔师生视野、更新知识举办的科学讲座和电机、电讯、航模等科技展览等。


（二） 名目繁多的社团


学校内的各种社团，经过训导处批准，建社宗旨明确的不下七八十个，有文艺习作性的、学术研究性的，有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的，有宗教研究性的，也有宣扬三民主义、研究战后建设的，等等。其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是“中苏问题研究会”、“中大文学会”、“女同学会”，他们的活动常在校园里，甚至在沙磁区引起轰动，给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中大文学会”举办的高尔基文学作品讨论会，被认为是一次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探讨，使青年学生得益匪浅。“女同学会”在1939年“三八”妇女节时，邀请邓颖超为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两校女同学作了题为“抗战形势与妇女解放运动”的报告，给女大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后来，上述三个团体被当局认为是左倾社团，教育部多次行文中央大学“严防左倾团体蔓延”，要“切实指导纠正”等。训导处便以整顿社团为名，明令禁止“中苏问题研究会”和“中大文学会”继续活动，“女同学会”也改换了会长。


学校的文艺社团也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嘉陵歌咏队每逢节假日或校庆集会都有精彩的演出，为大家称道。“风云”、“大地”、“万岁”三个剧社，集中了学校的戏剧爱好者和研究者，曾排演出郭沫若的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曹禺拇笮突熬纭独子辍贰ⅰ度粘觥?等，还被邀请到重庆市作募捐公演。也有部分同学利用节假日组织起来，走出校门，到乡间传播文化知识，为工人、农民开办识字班，教唱进步歌曲等。在这方面，柏溪分校的同学表现得更为活跃，医学院的学生到农村、矿山宣传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很受工人农民的称赞。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并未因场地限制而受影响，拔河、立定跳远、接力赛跑成为“三大传统运动项目”经久不衰。院际间的篮排球赛频繁，工学院与法学院往往是常胜冠、亚军。此外，校际间的各种体育比赛，中央大学也常常取胜。


（三） “欢迎毛先生！”


最让同学们激动不已的，是1945年在中央大学校园里看到毛泽东。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人民结束了长达8年的抗战生活。蒋介石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到重庆，共商国是。


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利用谈判间隙，乘车来到沙坪坝中央大学看望长沙第一师范的老同学熊子容（时任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当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路过学生食堂门前时，路的两侧早已挤满了吃中饭的同学，同学们端着饭碗，不住地高喊：“欢迎毛先生！欢迎毛泽东先生！”听见同学们的欢呼声，毛泽东便从车里探出身子来，伸出手臂连声说：“中央大学的同学们好！”“中央大学的同学们好！”


同学们看到毛泽东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笑容可掬、神采奕奕，钦佩至极，都认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雄才大略，是以国事为重的伟大行动，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


（四） 学府“穷相”


这一时期，中央大学学生的精神生活是比较丰富的，而物质生活却是相当艰苦。那时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空前绝后”两句极为形象的话，是战时学生现实生活的写照。“顶天”，就是下雨没有伞，光着头淋雨；“立地”，是鞋袜洞破，光脚着地；“空前绝后”，就是裤子前膝或后臀部穿破了，大学生赤贫到衣衫不整，添置鞋袜都不能够，这是怎样的窘困啊！


抗战初期，国家粮食部供应中央大学每天30担（包括教职工）平价米，这种平价米质量极差，杂有沙子、裨子、霉变米、老鼠屎，煮出来的饭难以下咽，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贷金、公费伙食标准低，菜蔬少，八人一桌，常年食用的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牛皮菜（甜菜）等，难得有几片肉放在菜面上，成了点缀品，有大字报上说：“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元）吃不饱，肉片薄得风吹了……”。到开饭时，饭桶一到，蜂拥而上，以致有一次竟将一位矮小的女同学挤落到稀饭桶里。1940年以后，重庆大米紧缺，每天供应中央大学的30担平价米也得不到保障，买不着米，食堂难为无米之炊。《中大周刊》曾以“莘莘学子 嗷嗷待哺”为题报道：近日重庆米源不畅，学生饭厅因购米不着，煮饭减少，由每日一粥两饭改为一饭两粥。


穿不暖，吃不饱，住的是黄泥糊的竹笆屋，睡的是“统舱”，几十个人，多至百人挤一大间屋子，拥挤不堪，潮湿更甚，加之重庆气候闷热，蚊子、臭虫繁殖特别快，疟疾病人尤其多，中央大学师生差不多每个人都有疟疾病史。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医疗卫生设备差，师生中肺结核、肝炎、肠炎的发病率也很高。1942年12月，成都《新新新闻》报以《教育上一严重问题——沙坪坝肺病蔓延》为题，报道了中央大学师生的健康状况。学校限于经费和设施，患者无法隔离，治疗困难，只得呼吁社会各界给予支持。


远处成都“天府之国”的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的同学们，日子也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中大周刊》报道：“畜牧兽医系伙食团5月原定伙食费65元，后因米价暴涨，预算不敷，28日停火，学生们均在外面零吃，有整日吃稀饭烧饼者，有一日仅吃一顿者，且有继日不得一饱者，情形至为狼狈云”。（中大周刊社编：《中大周刊·大学生穷相》，1941年6月8日。）


由于贫困和疾病，不少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1943年上学期，全校休学或保留学籍者就达343人，几乎占在校生总数的1/10。学生是如此，教师的日子也不好过。抗战初期，重庆米价每石10元，教授月薪最高者为360元，助教70元，维持一家生活尚可。后来，物价暴涨，货币贬值，1941年重庆黑市米价高达300元一石。虽然政府设法提高薪金，实行米贴，按月供应一定数量的平价米，教授增设研究补助费等，也是杯水车薪，并未改变每况愈下的处境。有些子女较多的家庭，初以积蓄贴补，继以典当接济，而物价却不断上涨，终于跌入贫困的深渊，生活甚为凄惨。《中大周刊》上不停披露：“本校某院长购得玉米一石，磨粉充饥。”“L教授因支出日增，停止子女上学读书，并典当太太首饰”。“T教授已将太太皮货，自己的照相机委托拍卖行拍卖。”“某职员近因面粉价廉于米价，已两月不知饭味”。（中大周刊社编：《中大周刊· 学府穷相》，1941年5月11日。）为了生存，教授们超负荷地外出兼课，“师范学院某教授在北碚复旦大学、磁器口教育学院、柏溪分校以及校本部四处上课，实感疲于奔命。”（中大周刊社编：《中大周刊·大学杂景》，1941年6月2日。）师生们几乎全是在饥饿线上挣扎。


1942年发生的“朱森事件”，不仅在中央大学，也在教育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朱森是构造地质学家，时任地质系主任，兼任重庆大学教授，因其妻（家庭主妇）不了解米贴新的规定，将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送去的米贴都收下了。事后有人向教育部告发，说朱森利用职权领取双份米贴，教育部未做调查，即作通报批评。时值朱森刚从野外指导实习回来，胃病复发，住进医院，得知此事后，极为气愤。尤使朱森不能容忍的是教育部竟派人到医院进行盘问。一位向是清廉自守的知名学者，经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病情加剧，引起胃部大出血，含冤谢世。此事发生后，激起教育界同仁对国民党当局统治者的极大愤恨。


（五） 钻防空洞成了“必修课”


1940年以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地空袭重庆，敌机的狂轰滥炸，扰得师生们教学无序，寝食不安。8月下旬的一天，135架敌机空袭重庆，其中27架冲沙坪坝飞来，不足200亩的校园里，中弹30余枚，除3栋教员宿舍偏远未被波及外，其余的教室、宿舍均遭破坏，损失百万元，所幸正值假期，学校人员不多，只有两名校工受伤，仅隔一周，修复工作刚开始，敌机再次袭击中央大学，图书馆、教员宿舍和汽车库被炸，引着三辆客车起火烧毁，师生们几乎无处安身，露宿在松林坡上，只得向重庆大学和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商借校舍，让师生暂住，一边修复，一边复课，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与生活。


为了减少人员的伤亡，学校修筑了防空洞，成立了中央大学防护团。防护团有健全的组织、缜密的防范措施和严明的纪律。每逢空袭，防护团发出预备警报，师生必须迅速进入附近的防空洞。若紧急警报发出后，仍有逗留在外的，须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于是，钻防空洞又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紧急警报响过，大家也进入了防空洞，飞机却没有来，师生门只得坐洞（防空洞）窥天，飞机来了，就往里钻；飞机飞远了，再出来。最让人头痛的是一天空袭几次，就得进出几次。洞内空气污浊，即使装有通风机，也令人作呕欲吐。森林系一位教授对沙坪坝的空袭作了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钻了5次防空洞。频繁的空袭不仅给师生正常生活带来威胁，还有灭顶之灾的可能，1940年10月，成都华西坝被炸，医学院所在防空洞中弹，两名学生当场被炸死，一名受重伤。


八年抗战的苦难生活，让人不堪忍受，但是并未使人因此消极、沉沦，师生们通过艰难的磨练，更增强了民族意识和不畏艰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