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志·任苏杜郑仓传原文及翻译 魏志·任苏杜郑仓传全文和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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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志·任苏杜郑仓传原文及翻译 魏志·任苏杜郑仓传全文和白话文

任苏杜郑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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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峻字伯达，河南中牟人也。汉末扰乱，关东皆震。中牟令杨原愁恐，欲弃官走。
峻说原曰：“董卓首乱，天下莫不侧目，然而未有先发者，非无其心也，势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为之奈何？”峻曰：“今关东有十余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若权行河南尹事，总而用之，无不济矣。”原从其计，以峻为主簿。峻乃为原表行尹事，使诸县坚守，遂发兵。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众不知所从，峻独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愿从太祖。太祖大悦，表峻为骑都尉，妻以从妹，甚见亲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给军。是时岁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颖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官渡之战，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抄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阵以营卫之，贼不敢近。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为都亭侯，邑三百户，迁长水校尉。
峻宽厚有度而见事理，每有所陈，太祖多善之。于饥荒之际，收恤朋友孤遗，中外贫宗，周急继乏，信义见称。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无子，国除。文帝追录功臣，谥峻曰成侯。复以峻中子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也。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
鲁破，则绥定下辩诸氏，通河西道，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则勒兵讨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
后演复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进、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抄，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毋丘兴告急于则。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又将军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诏不得西度。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与羌豪帅谋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有胁从，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离而归我，我增而彼损矣。既获益众之实，且有倍气之势，率以进讨，破之必矣。若待大军，旷日持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善恶既合，势难卒离。虽有诏命，违而合权，专之可也。”于是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于张掖。演闻之，将步骑三干迎则，辞来助军，而实欲为变。则诱与相见，因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及其支党，众皆降。演军败，华惧，出所执乞降，河西平。乃还金城。进封都亭侯，邑三百户。
征拜侍中，与董昭同察。昭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常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不谓卿也。”于是乃止。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后则从行猎，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则稽首曰：“臣闻古圣王不以禽兽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尧之化，而以猎戏多杀群吏，愚臣以为不可。敢以死请！”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见惮。黄初四年，左迁东平相。未至，道病薨，谥曰刚侯。
子怡嗣。怡薨，无子，弟愉袭封。愉，咸熙中为尚书。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少孤，继母苦之，以孝闻。年二十，为郡功曹，守郑县令。县囚系数百人，畿亲临狱，裁其轻重，尽决遣之，虽未悉当，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举孝廉，除汉中府丞。会天下乱下，遂弃官客荆州，建安中乃还。荀彧近之太祖，太祖以畿为司空司直，迁护羌校尉，使持节，领西平太守。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干举并州反。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河东人卫固、范先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干通谋。太祖谓荀彧曰：“关西诸将，恃险与马，征必为乱。张晟寇肴、渑间，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吾恐其为害深。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今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萧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其人也。”于是追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讨之，未至。或谓畿曰：“宜须大兵。”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欲为善者无主，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必以死战。讨之不胜，四邻应之，天下之变未息也；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显绝王命，外以请故君为名，必不害新君。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郖津度。范先欲杀畿以威众。且观畿去就，于门下斩杀主簿已下三十余人，畿举动自若。于是，固曰：“杀之无损，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固、范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群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议。”以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将校吏兵三千余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訾募兵。”固以为然，从之，遂为资调发，数十日乃定，诸将贪多应募而少遣兵。又人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
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于是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则从离矣。
会白骑攻东垣，高干入濩泽，上党诸县杀长吏，弘农执郡守，固等密调兵未至。畿知诸县附己，因出，单将数十骑，赴张辟拒守，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余人，固等与干、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会大兵至，干、晟败，固等伏诛，其余党与皆赦之，使复其居业。
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缔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徭役，随时慰免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肠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
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至蒲阪，与贼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太祖下令曰：“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汉中，遣五千人运，运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事平，更有令曰：“昔肃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旦烦卿卧镇之。”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征为尚书。及践阼，进封丰乐亭侯，邑百户，守司隶校尉。帝征吴，以畿为尚书仆射，统留事。其后帝幸许昌，畿复居守。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帝为之流涕，诏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
子恕嗣。恕字务伯，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怨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于是恃中辛毗等器重之。
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怨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着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扼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帮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遭难，绕天略币；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
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然昭于人才尚复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势不独多。以此推之，知国家以人择官，不为官择人也。
官得其人，则政平讼理；政平故民富实，讼理故囹圄空虚。陛下践阼，天下断狱百数十人，岁岁增多，至五百余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迟，牧守不称之明效欤？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若二贼游魂于疆场，飞刍挽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实愿四州之牧守，独修务本之业，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
若使善策必出于亲贵，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时又大仪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上疏曰：《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当者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钩，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着，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
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犹有务言誓而蹈水火，感知己面而披肝胆，彻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循者岂声名而已乎！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格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默以为智，当官苟在于免负，立朝不忘于容身，洁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谋，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后考课竟不行。
乐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颇好言事。恕上疏极谏曰：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以处重为恭，意至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夫圣人不择世而兴，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盖进之以道，率之以礼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而不能尽其力，不可谓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选，亦不可谓能官人。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岂非股肱不称之明效欤？原其所由，非独臣有不尽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着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诬一朝也；然其事类，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实，而军事未息，至乃断四时之赋衣，薄御府之私谷，帅由圣意，举朝称明，与闻政事密勿大臣，宁有恳恳忧此者乎？
骑都尉王才，幸乐人孟思所为不法，振动京都，而其罪状发于小吏，公卿大臣初无一言。自陛下践阼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使朝廷肃然者邪？
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无嫌之地而事得自尽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实其所毁，而必曰私报所憎，誉人不实其所誉，而必曰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非独毁益有之，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望与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
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贤愚，明皆当世用也。尧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智，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人自以为亲，人思所以报，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昭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之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伊尹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昭等乎！
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忤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
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将何乐焉，胡不绝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浅薄无行义者，其意务在于适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彼岂执其所守以违圣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业也；处尊显之官，荣事也；食千钟之禄，厚实也。人臣虽愚，未有不乐此而喜干迕者也，迫于道，自强耳。诚以为陛下当怜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录昭等倾侧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陛下当大计天下之损益，政事之得失，诚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论议亢直，皆此类也。
出为弘农太守，数岁转赵相，以疾去官。起家为河东太守，岁余，迁淮北都督护军，复以疾去。恕所在，务存大体而已，其树惠爱，益得百姓欢心，不及于畿。顷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当世之和，故屡在外任。复出为幽州刺吏，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时征北将军程喜屯蓟，尚书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倾田国让于青州。足下今俱杖节，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为意。至官未期，有鲜卑大人儿，不由关塞，径将数十骑诣州，州斩所从来小子一人，无表言上。
喜于是劾奏恕，下廷尉，当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为庶人，徙章武郡，是岁嘉平元年。
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至此败。
初，恕从赵郡还，陈留阮武亦从清河太守征，俱自薄廷尉。谓恕曰：“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今向闲暇，可试潜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着《本论》八篇。
又着《兴性论》一篇，盖兴于为己也。四年，卒于徙所。
甘露二年，河东乐详年九十余，上书讼畿之遗绩，朝廷感焉。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邑百户。恕奏议论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着于篇。

郑浑字文公，河南开封人也。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浑兄泰，与荀攸等谋诛董卓，为扬州刺史，卒。浑将泰小子袤避难淮南，袁术宾礼甚厚。浑知术必败。时华歆为豫章太守，素与泰善，浑乃渡江投歆。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复迁下蔡长、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辟为丞相掾属，迁左冯翊。
时梁兴等略吏五千余家为寇钞，诸县不能御，皆恐惧，寄治郡下。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浑曰：“兴等破散，窜在山阻。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
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敛吏民，治城郭，为守御之备。遂发民逐贼，明赏罚，与要誓，其所得获，十以七赏。百姓大悦，皆愿捕贼，多得妇女、财物。贼之失妻子者，皆还求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其妻子，于是转相寇盗，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兴等惧，将余众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渊就助郡击之，浑率吏民前登，斩兴及其支党。又贼靳富等，胁将夏阳长、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硙山，浑复讨击破富等，获二县长吏，将其所略还。及赵青龙者，杀左内史程休，浑闻，遣壮士就枭其首。前后归附四千余家，由是山贼皆平，民安产业。转为上党太守。
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复人为丞相掾。
文帝即位，为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洿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转为山阳、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明帝闻之，下诏称述，布告天下。迁将作大匠。浑清索在公，妻子不免于饥寒。及卒，以子崇为郎中。

仓慈宇孝仁，淮南人也。始为郡吏。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为长安令，清约有方，吏民畏而爱之。太和中，迁敦煌大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先是属城狱讼众猥，县不能决，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阅，料简轻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岁决刑曾不满十人。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

评曰：任峻始兴义兵，以归太祖，辟土殖谷，仓瘐盈溢，庸绩致矣。苏则威以平乱，既政事之良，又矫矫刚直，风烈足称。杜畿宽猛克济，惠以康民。郑浑、仓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屡陈时政，经纶治体，盖有可观焉。



任苏杜郑仓传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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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峻，字伯远，河南尹中牟县人。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关东地区社会动荡；中牟县令杨原忧愁恐惧，打算弃官逃走。任峻劝他说：“董卓带头作乱，天下人没有不怨恨他的，然而至今还不见有人发出倡议讨伐他；这倒不是没有这种想法，而是不敢带这个头。您如果出来发出倡议，一定会有响应的。”杨原问：“具体怎么办呢？”任峻说：“现在关东有十多个县，加起来能调动上万壮丁打仗。如果您暂时行使河南尹的权力，把他们集中起来调遣，没有办不成的事。”杨原听从了任峻的计策，任命他为主簿。任峻便替杨原上表发布关于自己代理河南尹的文告，让各县坚守自己的辖地，并且发兵征讨董卓。

正赶上太祖曹操在关东起兵，进入中牟县界；当地人不知道该跟随谁。只有任峻与同郡的张奋商议，率领全河南郡的人服从太祖。任峻另外又召集自己宗族、门客以及家兵一共几百人，表示愿意跟随太祖作战。太祖非常高兴，上表请求任命任峻为骑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他，对他十分信任。太祖每次出征，常常让任峻留在后方，供给部队军粮。

当时连年干旱饥荒，军粮缺乏；担任羽林监的颍川郡人枣祗建议推行屯田制度。太祖就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县一带屯田，收获粮食上百万斛；此后各郡都设置了屯田官员。几年间，各屯田区都储备了粮食，仓库全部堆满。官渡之战，太祖命任峻掌管军用器械和粮食的运输。敌人几次偷袭，截断了粮道；任峻便以一千辆粮车为一部，列成十路方队；又布置层次重复的阵形在外面护卫粮车，敌人不敢靠近。军队国库之所以能粮食充足，这个大功劳起源于枣祗而完成于任峻。

因为任峻功高，太祖上表请求封他为都亭侯，封邑三百户，又升任长水校尉。任峻待人宽厚有度量，通晓事理；每次提出建议，太祖总是很满意。在饥荒的年代，他收养抚恤朋友死后留下的妻子儿女，周济贫困的中表亲戚，人们都称赞他为人有信用和义气。

建安九年（公元 204），任峻去世。太祖为他的死长时间流泪哭泣。他的儿子任先继承了他的爵位。任先没有儿子，死后，封地撤销。后来魏文帝追封功臣，追谥任峻为成侯，又赐封任峻的次子任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扶风郡武功县人。少年时就以学问操行闻名乡里。被举荐为孝廉和茂才，三公任命他为下属；他都没有接受。

后来出仕，初次做官就担任酒泉郡太守。又调任安定郡、武都郡太守，他在这些地方都有威严的名声。太祖征伐张鲁，经过苏则所管辖的郡；对他很欣赏，让他担任部队的前导。打败张鲁以后，苏则安抚住在下辩县一带的各氐族部落，打通了河西走廊。转任金城郡太守。

当时正是战乱之后，官吏百姓流离失所，饥饿贫穷，户口锐减。苏则认真安抚照顾百姓流民，非常尽力；对外招纳羌人，得到他们的牛羊，用来赡养贫困老弱的人；他和百姓平分口粮：一个多月后，流民陆续都回来了，一共有几千家。于是苏则明确宣布若干禁令，有违犯的就杀掉，对听从教育的一定奖赏。他亲自教百姓耕种，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从那以后，前来归附的人越来越多。陇西郡的李越发动叛乱，苏则率领羌族军队包围了李越，李越请求投降。

太祖去世，西平郡的麹演造反，自称护羌校尉。苏则指挥军队讨伐；麹演害怕了，也只好投降。魏文帝因为苏则的功劳，让他兼任护羌校尉，赐予关内侯的爵位。

后来麹演又勾结附近的郡发动叛乱。张掖郡的张进扣押了本郡太守杜通，酒泉郡的黄华不让新任太守辛机入境；张进、黄华都自称太守，响应麹演。再加上武威郡的三种少数族，也趁势掳掠，河西的道路再度断绝。武威郡太守毌丘兴向苏则告急。当时雍州、凉州的豪强大族，都逼迫羌族人追随张进等；金城郡的人认为张进势不可当。在此以前，将军郝昭、魏平，在金城屯兵驻守，又接到不许西进的诏书。

苏则亲自会见郡中的重要官员和郝昭等人，一起和羌族的首领商议说：“现在敌人的势力虽然强盛，但都是乌合之众；有的还是被迫参加的，不一定能同心合力。利用他们的矛盾进行打击，好人和坏人必定会分离；好的分离出来归顺我军，我军的数量增加而敌人的数量便要减少。既得到增加兵力的实惠，又使我军气势倍增；到这时全军出动讨伐敌人，一定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如果坐等大军支援，旷日持久；好人找不到归宿，必然要和坏人同流合污；善恶搅在一块，就很难把他们一下子分开了。现在虽然有朝廷不许西进的诏命，违背它而合乎权变，完全可以自行决定。”郝昭等人听从了苏则的意见，发兵去救武威郡；迫使作乱的三种少数族人投降，并与毌丘兴率军在张掖郡攻击张进。麹演得到消息，率领步军、骑兵共三千人来迎接苏则；说是前来援助，其实打算发动突然袭击。苏则引诱他来见面，趁机将他斩首示众，他的党羽都四散逃走。苏则与各路军队包围了张掖，大败敌人；杀死了张进和他的党羽，敌兵全部投降。麹演的部队被打败后，黄华感到恐惧，交出了他所扣押的人质乞求投降。河西一带完全平定，苏则回到金城。晋爵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

朝廷征召苏则入朝任侍中，与董昭是同僚。有一次，董昭枕着苏则的膝盖睡觉，苏则把他的头推下去，说：“苏则的膝盖，可不是逢迎谄媚之辈的枕头！”

当初，苏则同临淄侯曹植，听说曹魏取代汉朝，都穿上丧服为灭亡的汉朝悲哀哭泣。曹植的举动被魏文帝听说了，却不知道苏则也是这样。后来文帝在洛阳，有一次空闲时问道：“我顺应天命受汉朝禅让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为此悲哭，哭什么呢？”苏则还以为是质问自己，胡须都竖立起来，想要以正当的理由严肃地辩论一番。侍中傅巽连忙用手掐他并悄悄说：“不是说您啊。”这才挡住了他。

文帝问苏则说：“前些时攻破酒泉郡、张掖郡，和西域互通使节，敦煌郡献上直径一寸的大珠。这样的宝珠还能不能再买到呢？”苏则回答说：“陛下的德泽如果能充分滋润中原，并且流布到西北边境之外，宝珠就会不求自来；如果自己去求然后得到，那么也就值不得珍贵了。”文帝听了，顿时默然无语。

后来苏则陪同文帝打猎，包围的篱笆设置不牢固，被鹿撞破逃走了。文帝大怒，脚踩胡床拔出佩刀，把有关官吏都抓起来，要处死他们。苏则跪地叩拜，说：“为臣听说古代的圣明君王，不会因为禽兽而杀人。现在陛下正推崇唐尧的教化，却因为打猎的游戏要杀死很多吏员；愚臣认为绝对不能这样，所以斗胆用我的生命来求情！”文帝说：“您，真是正直的大臣啊！”便把那些官吏全部赦免。然而苏则也因此受到文帝的忌恨和畏惧。

黄初四年（公元 223），他被降职为河东国相。赴任途中，得病去世，谥为刚侯。他的儿子苏怡继承了爵位。苏怡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弟弟苏愉继承爵位。苏愉，在咸熙年间曾担任尚书。

杜畿，字伯侯，京兆尹杜陵县人。幼年时父亲死亡，继母虐待他，他却以孝顺继母而出了名。二十岁时在郡中担任功曹，又代理郑县的县令。县里关押了几百囚犯，杜畿亲自审问，衡量犯人罪行的轻重，全部判决定案然后遣送执行；虽然不是都判决得很恰当，但是郡中的人们见他这样年轻却对重大问题很有主见感到惊奇。后来他被举荐为孝廉，担任汉中郡丞。碰上天下大乱，他抛弃官职，客居荆州。建安年间才回到故乡。

荀彧把他推荐给太祖，太祖委任他为司空府司直。升任护羌校尉，持有节杖，兼任西平郡太守的职务。太祖平定了河北，高幹在并州反叛。当时河东郡太守王邑，被朝廷征召；河东人卫固、范先表面上请求王邑留任，背地里却同高幹勾结。太祖对荀彧说：“关西的那些将领凭借险要的地形和骑兵，要是去征伐他们一定会引起大规模叛乱。张晟在崤山、渑县之间烧杀抢掠，向南联络刘表；卫固等人也借张晟的力量起事，我担心他们造成严重危害。河东郡依傍大山面临黄河，四周的邻郡又总是发生变乱，是当今天下的战略要地。请您为我推荐像萧何、寇恂那样的人去镇守河东。”荀彧说：“杜畿就是合适的人选。”于是太祖派人追赶正在前往西平郡上任的杜畿，改派他当河东郡太守。

卫固等人派了几千人马截断陕津，杜畿到了那儿，不能渡过黄河去上任。太祖派夏侯惇征讨卫固，兵还未到。有人对杜畿说：“应该等待大兵来再走。”杜畿说：“河东郡有三万户人家，绝对不是人人都想作乱。如果大兵压境，把他们逼急了，想做好事的也找不到带头人，就会因为惧怕而服从卫固；卫固一旦能够集中力量，必然要拼死抵抗。我们讨伐他难以取胜，四周的邻郡也会响应他，天下的变乱就平息不下来；即使我们能够战胜他，也要摧残到一郡的百姓。况且卫固等人还没有明目张胆地抗拒朝廷，表面上仍然以请求过去的太守留任为名，一定不会加害于新太守。我单身乘车前去，出其不意；卫固为人计谋多而缺乏决断，一定会假装接受我的指挥。我只要在郡城停留上一个月，就能设法用计困住他，这就够了。”于是假装从另外的路走而暗中从郖津北渡黄河。到达之后，范先想杀杜畿借以威慑部下，同时也观察一下杜畿的反应，便在郡政府门前边连续杀了郡中主簿以下的官吏三十多人；杜畿目睹惨状若无其事。于是卫固说：“杀了他也没有什么用，徒然给咱们添上恶名；况且他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于是承认杜畿为本郡的太守。

杜畿对卫固、范先说：“你们二位，是河东郡民众敬重的人士，我只能仰仗你们为我完成一切而已。但是上下级之间有固定的规矩，成败祸福共同承当：遇到大事应当共同商议。”于是他下令任命卫固为都督，代理郡丞职务，又兼任功曹；将军、校尉、吏员、士兵三千多人，都归范先统管。卫固等人很高兴，虽然表面上假装服从杜畿，心里面却不把他当回事。卫固要大举征兵；杜畿很担忧，劝卫固说：“要想成就非常的大事，就不能动摇民心。现在如果大规模征兵，民众一定会骚乱；不如慢慢用钱财来招募军队。”卫固认为他说得对，同意照办；于是用钱财来招募，拖了几十天才做好招兵的准备。而下面的将领都多领钱财而少招兵丁，以便从中贪污。杜畿又去劝告卫固说：“人们都顾恋家属。可以让将军和官吏们分批回家休息，有紧急情况再召他们回来也不难。”卫固等人不愿意违背人心，又听从了杜畿的劝告。这样一来，不肯谋反的好人留在外边，可以暗地里支援杜畿；而坏人被分开，各自回家：敌对势力就离散了。

碰上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白骑的兵马攻打东垣县，高幹的叛军进入濩泽县境。上党郡各县杀死县官，弘农郡扣押了郡太守。卫固等人也想乘机公开反叛，秘密下令调兵而军队不按时前来；杜畿知道周围各县都支持自己，就借机出城，单独率领几十名骑兵到一处坚固的壁垒固守。官吏百姓得知消息后都全力帮助杜畿，过了几十天，聚集了四千多人。卫固等人与高幹、张晟联合起来攻打杜畿的壁垒，却久攻不破；抢掠附近的县城，又一无所得。这时朝廷的大兵到达，高幹、张晟都被打败，卫固等人被抓获砍头。杜畿赦免了卫固等人的余党，让他们恢复过去的住所产业。

当时，全国的郡县都残破不全，河东郡却最先平定，所以损失较小。杜畿治理河东，推行宽厚利民的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有人家曾经打官司，相互告发；杜畿亲自为双方讲清道理，让他们回去仔细想一想；如果还有什么话，可以再来太守府申诉。乡亲父老都生气地责备打官司的人：“有这么好的太守，你们为什么不听他的教诲！”从那以后，就很少再有打官司的了。杜畿向下属各县颁布命令：要求推选孝顺子孙、贞洁妇女，中选者都免除徭役；并随时去慰问勉励他们。他又开始督促百姓饲养母牛、母马，以及鸡、猪、狗，都有具体的章程制度，百姓勤劳地耕作，家家户户丰衣足食。于是杜畿说：“百姓富足了，不可不进行教育。”便在冬天训练军队，讲习武艺；又开设学校，亲自讲授儒家的经典：郡中风气变得越来越好。韩遂、马超反叛的时候，弘农郡、冯翊郡很多县城都起兵响应。河东郡虽然同敌境相连，百姓却没有二心。

太祖西征到达蒲坂，与敌人隔着渭河排开阵势，军粮完全依赖河东郡供给。等到敌人被打败，郡中储备的粮食还剩二十多万斛之多。太祖下令说：“河东郡太守杜畿，完全可以用孔子所说的‘禹，完美得使我对他没有任何批评’这句话来形容了。”于是把他的俸禄破格提高到中二千石这一级。

后来太祖征伐汉中，调遣河中郡的五千民夫担任运输工作。这些人自动地互相勉励说：“做人总免不了一死，可不能辜负了我们的好太守！”始终没有一个人逃跑，杜畿就是这样得人心。

魏国建立以后，用杜畿为尚书。任命文书已经通过审议，太祖又下令给杜畿说：“过去萧何安定关中，寇恂安定河内，您也有他们那样的功劳。最近将授予您尚书的职位；但是又考虑到河东郡是我起支柱作用的要地，是充实储备的所在，占据那里就足以控制全国：所以还要麻烦您坐镇那里。”杜畿在河东郡十六年，他的政绩总是全国最好的。

魏文帝即魏王位，赐给杜畿关内侯的爵位，召他担任尚书。文帝称帝以后，杜畿晋爵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代理司隶校尉。

文帝亲自征伐吴国，任命杜畿为尚书仆射，在京城处理留守事务。后来文帝去许昌，仍然命杜畿留守。杜畿奉诏制造御用楼船，在陶河试航，遇到大风沉没而死。文帝为他的死而流泪，下诏说：“从前冥勤劳地治水而死在水中，后稷勤劳地播种谷物而死在山上。已故的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试航，结果翻船沉没；这是极度忠诚的表现，朕非常痛惜他！”下令追赠杜畿太仆的官衔，谥为戴侯。他的儿子杜恕继承了爵位。

杜恕，字务伯。太和年间，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他为人在质朴中见真诚，不故意修饰自己，所以从小就没有什么名声。到了在朝中做官，也不拉帮结派，一心为公；每当政策有失误，他总是引用统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发表正直的言论。因此很受侍中辛毗等人的器重。

当时自公卿以下的官员们，广泛议论朝廷制度的改革问题。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奉行和宣示朝廷诏书中的六条规定；以清静为名誉，以威严受到称赞。现在可以不再让刺史掌握兵权，以便专心管理民政。”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任冀州刺史，杜恕便上奏说：

帝王之道，以安民最为重要；安民的办法，在于增加财富；而要增加财富，必须加强农业并节约开支。当今吴、蜀二贼还没有消灭，战争不断发生，这正是勇武的人努力奋斗的时候。但是朝中以儒学见长的文臣，竟然也羡慕起建立战功的军人来，激动得握住手腕高声议论，认为孙武、吴起是第一流人物；州、郡的行政长官，也都忽视安抚人民的政治措施，而把精力花在充当将帅上面；种地养蚕的百姓，也争着进行打仗的准备：这不能算是在加强农业。国库一年比一年空虚而行政机构的规模一年比一年扩大；民力一年比一年衰弱而赋役一年比一年增多：这也不能说是在节省开支。

现在魏国虽然拥有十个州的土地，然而由于死亡动乱的影响，十州的户口加起来还不如过去一州的多。现在吴、蜀非分地称帝与我们对抗，北方的鲜卑族也没有臣服，南、西、北三个方向的边境都有敌对势力，几乎要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包围圈。只有过去一个州的人口，而要想统治全国的地域，这种艰难，就如同赶着一匹瘦弱的马走远路，能不特别爱惜它的力量吗！当初武皇帝是何等的节俭，仓库中是何等的充实，也不能让十个州再加上将近二十个郡，都拥有各自的军队。现在边疆的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都有军队了；能够用来给国家仓库提供粮食物资从而控制四方的，就只有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了。

我从前已经提出：“州和郡的行政长官如果兼领军队，就会只在建立军功上用心，而不注意民政；应该另外安排人带领军队，让州郡行政长官尽心来完成治理地方的任务。”但是陛下由于宠信吕昭，现今又让他兼任冀州刺史的职务。冀州人口最多，田地大部分已经开垦耕种，蚕桑果树副业也很发达；是国家粮食物资的重要供应地区，实在不该让冀州再承担军事任务。倘若认为北方应当派兵镇守，自然应当专门委派大将去冀州；而专门委派大将所需的费用，计算下来与行政长官兼任军职时的费用也差不多。何况吕昭的才干并不特别优秀，就是要设军政两兼的官员，也应该在朝廷中挑选；朝廷中即使缺乏军政兼长的人才，但也不至于非挑选吕昭不可。由此推断，可知陛下是因人设官职，而不是为官职而挑选人。官吏如果得到了称职的人选，那么政治就会平稳，诉讼也会得到审理。政治平稳，百姓就富足；诉讼得到审理，监狱就没有什么囚犯。陛下即位的时候，全国每年判决的死刑犯只有一百多人；此后一年年增加，现在每年已经到了五百多人了。百姓没有增加得很多，法律也没有更严刻。那么死刑犯的增多，原因岂不是明显在于政治教化的衰落，在于州郡行政长官的不称职吗？去年耕牛大量死亡，大体说来，全国的牛十头里面就要死去两头；麦子收获上来的还不到一半；而秋天的种子却还没播下。要是吴、蜀二敌再在边境上发起进攻，那我们即使鞭打牛马飞快地拉车运粮，千里迢迢也来不及了。追究治国的方略，难道只在加强兵力吗？就现今的情况而言，勇士精兵越多越坏事啊！

一个国家就如同人的身体：心腹充实了，四肢即使生了病，终究不会有大的妨害。现在的兖州、豫州、司州、冀州，就是国家的心腹。所以愚臣我怀着恳切的心情，实在是希望四州的各级行政长官，专心地加强农业生产，来承担四肢的需要。但孤独一人的议论难以坚持，触犯大家欲望的事难以取得成功；众人的不满难以承受，似是而非的道理难以分清：所以建议提出了多年也没有被英明的君主理解。凡是议论上述问题的，都是被陛下疏远而地位低下的人；这种人说的话，确实不容易被采纳。如果让好的建议都从亲信权贵们的口里说出来，亲信权贵就决不会冒犯上面我所说的四个“难以”：而这正是古往今来常见的政治弊病啊。

当时又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展开大规模的议论，朝廷内外的官吏都要考核。杜恕认为：“用人而不能让他完全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即便制定了考核制度的文件也没有多大用处；应当关心的问题没有急着去解决，急着去解决的却不是当前要紧的事务。”于是他上疏说：

《尚书》中说，“认真考察官吏的成绩”，“通过三次考察后，黜退成绩差的，提拔成绩好的”。这实在是帝王创立的伟大制度。让有才能的人做官，有功绩的人受禄；就如同大力士乌获举起千钧重物，王良、伯乐识别骏马一样令人心悦诚服。但是，经历了唐、虞、夏、商、周、汉六代而考核的制度仍然不明确，经过了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七位圣人而考核的规章却没有流传下来。我确实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办法只能粗略地依据，而详细的条款难以完全列举的缘故。俗话说：“世上有作乱的人而没有作乱的法。”要是治理国家可以只依靠法规的话，那么尧、舜也就用不着稷、契的辅佐，商、周的君主也就不会重视伊尹、吕望的帮助了。

现在上奏请求实施考核制度的官员，陈述周、汉两朝的有关说法和做法，继承京房制定考课法的原则，可以说是懂得考核制度的要点了。但是对于推崇礼让的风气，建立美好的政治，我认为还没有达到尽善的地步。不过，这些官员的上奏中提到州郡考察人才时，必须从品德、学问、处理公文、行政才干四方面衡量；都要有具体的事例效果，然后才举荐；由三公府试用，再担任直接治理人民的县令县长；按成绩和年资升任郡太守的官职，有的可以就地增加品级，赐予爵位等等：倒确实是当前考核官吏中最为紧要的工作。我认为应当立即表彰提出上述建议的官员，采纳他们的意见，让他们详细制定出考核州郡官员的办法。办法制定好后就付诸实施，有功的一定奖赏，有过失的一定处罚。

至于朝廷的公卿和皇帝身边的侍臣，为臣认为也应该根据他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宫内的侍从大臣，进献建议弥补缺失：君主的善事没有一条不记录，君主的过失没有一条不指出。再说国家太大了，事务太多了，单靠君主一个人的光明确实不能照亮所有的地方。所以皇帝被称为头脑，臣僚被称为四肢，说明他们是一体，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古人说过：朝廷的殿堂，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起来的；帝王的功业，也不是一位谋臣的策略所能实现的。从这个道理来说，哪有大臣只知道死守本分弄清楚考核的条文就能实现天下太平的道理呢？平民百姓之间交往，还有因为看重信义而去赴汤蹈火的人，还有因为彼此知己而披肝沥胆的人，还有因为追求声名而树立节操的人；何况是那些衣冠楚楚站在朝廷中间，官位达到卿相，所追求的不只是平民之间的信义，所感动的不只是知己间的恩惠，所追求的也不只是个人声名的那些大臣呢！得到宠幸和俸禄并且担当重任的大臣，不只是想把英明的君主推到比唐尧、虞舜还高的位置，他们自己也想跻身于稷、契的行列。所以古人不担心关注政治的心情不迫切，而担心自己受到的信任程度不够，而这实在又是君主造成的。

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任用稷、契、夔、龙而要求他们把公事办成功；一旦官员犯了罪，便处死鲧而放逐了四凶。现在的大臣亲自领受明确的诏旨，在君主的眼皮底下服务。这些人当中有的是从早到晚忙于处理公务，恭敬勤恳超过常人，不对权贵屈服，办事公正不徇私情，言语行为都非常正直的臣子，他们自然是英明的君主您都清楚的；还有一些却是只拿俸禄不干事却自认为清高，遇事拱手沉默不发表意见却自认为聪明，当着官却一心想着逃避罪责，站在朝廷中却总不忘为自己谋求安全位置，明哲保身谨小慎微的臣子，他们自然也是英明的君主您都清楚的。如果真要让那些为自己保职位的臣子顺顺当当在朝做官；反而让那些为公家尽忠诚的臣子受到怀疑；正义得不到扶植；而出于私心的议论反而占了上风：那么即使请孔子来出谋划策，也不能让哪怕一个人充分贡献自己的才能，更何况不是孔子而是普通的凡人呢？

当今的学者，以商鞅、韩非为师而崇尚法律和手段，争着指责儒家学说迂腐疏阔，说它不适合现世使用。这是不良风气当中最坏的弊病，创业的君主最应当谨慎对待的问题。

后来，考核官吏的制度终究没有施行。

乐安国的廉昭，因为有才能被提拔，非常喜欢发表意见。杜恕上疏朝廷竭力规劝说：

我看到尚书郎廉昭的奏章，说“尚书左丞曹璠在惩罚吏员时没有遵照诏令向上级报告”，曹璠因此被治罪；又说“其他有关人员应当判罪的另外上奏”。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为自己申诉，情辞十分恳切伤心。为臣知道这一切后私下里很为朝廷怜悯惋惜。

圣人出现时自己不能挑选时代，治理天下时也不能挑选人民；但圣人出现之后必然有贤能智慧的人做辅佐，原因就在于他用道义作为标准选择他们，又用礼仪作为规范来统率他们。古代能够治理国家、抚育人民的帝王，没有谁不是远能得到百姓的欢心，近能使群臣尽心竭力的。如果现在任职的官员都是从全国推选出来的优秀人才，而不能让他们充分发挥力量的话，那就算不上会用人；如果他们不是全国推选出来的优秀人才的话，那就算不上会任命人。陛下忧虑辛苦日理万机，有时甚至夜以继日；然而诸事不顺，刑法禁令一天一天废弛：这明显是辅政大臣不称职而造成的结果。深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做臣子的有不尽忠的表现，君主也有不善用人的缺点。百里奚，在虞国很愚钝而在秦国就能表现出很高的智慧；豫让，在中行氏手下表现平庸而在智伯手下就能展示非凡的节操：这是古人显著的例证。

现在我说满朝的臣僚都不忠，是诬蔑满朝的人。但是其中的事理，却可以推求得到。陛下感慨仓库的贮存不充实，而四方的征战又还没有平息；以至于停止赏赐手下四季的衣服，减少了宫廷的口粮供给：这完全出于您自己的意思，满朝文武都称赞陛下英明。但是当今参与政事机密的大臣，又有谁像您这样一心忧念国事的呢？骑都尉王才，宠爱演奏音乐的孟思，干了不少非法的事，扰动了京城；而他的罪状却是一个小吏揭发出来的，公卿大臣连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过。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认真执行法纪来督察作奸犯法的官员，使朝廷秩序得到整肃的吗？倘若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良才，朝廷缺乏贤明的辅佐，难道可以空自追想稷、契遥远的踪迹，坐等来世的优秀人才吗？

现今所谓的贤者，都当了大官而享受厚禄了；然而辅佐君主的大节没有树立，为公家办事的心意不专：原因就在于委任给他们的职责不确定，而习惯上又有很多忌讳的缘故。我认为：忠臣不一定想和君主非常亲热，而和君主非常亲热的臣子不一定就有忠心。为什么呢？忠臣问心无愧而什么事情都想尽心尽力去办啊。现在如果有一位与陛下关系疏远的臣子批评别人而情况不真实，人们就一定会说他是公报私仇；如果他赞扬别人而情况也不真实，人们就一定会说他是有偏心。您左右的人也会顺势发表带个人感情的言论。不单单是褒贬人有这种现象，国家政策的增减，也都有相似的地方。陛下应当考虑如何开阔朝臣们的胸襟，鼓励高尚的节操；让他们自动地同古人相比较，希望名留青史。现在却让廉昭这种人扰乱朝廷，我恐怕大臣们，就要设法保住自己的职位，袖手观望得失，成为后世的人的鉴戒了。

过去周公告诫儿子伯禽说：“不要让大臣埋怨不受重用。”他没有说这些大臣中还要分出贤愚高下，说明都可以在社会发挥作用。唐尧列举虞舜的功绩，称赞他能去除四个恶人，唐尧没有说四个恶人的罪恶大小，意思是只要有罪就该除掉。现在朝臣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才能，而是认为陛下不信任他们；不认为自己没有智谋，而是认为陛下不向他们咨询。陛下何不遵循周公用人的标准、大舜处罚人的标准呢？让侍中、尚书这一类官员，坐则侍奉在您的旁边，行就紧跟在您的大驾之后，当面回答您的询问，他们有什么建议一定能够顺利地上达，那么，群臣的品行，能力的高低您就都可以知道；忠诚而有才能的人就进用，昏庸无能的人就斥退，那么，谁还敢办事敷衍而不尽力呢？凭着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讨论政事；使群臣人人都能尽心竭力，人人都自认为是亲信，人人都想报答陛下；贤明的和愚钝的，能干的和不能干的，全在于陛下您量才任用：这样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事办不好呢？这样来建立功业，还有什么功绩建不成呢？

每当有紧急军情，陛下的诏书常说：“谁会为此而担忧呢？只有我自己担忧而已啊！”最近的诏书又说：“公而忘私不一定做得到，只要能先公后私也就办得好事情了。”拜读英明的诏书，才知道陛下的心里完全知道下边的情况；但还是对陛下不从事情的根本上着手解决而只担忧那些枝节问题而感到奇怪。人的能干与否，实在受他天赋的制约；即便是我也认为朝臣并不都称职。英明的君主用人，应该使能干的不敢留有余力；不能干的不要分给他不该担任的职务。推选上来的人不合格，不一定就是犯罪；而满朝都容忍不合格的人，这才是怪事啊。陛下知道臣僚不尽力，却替臣僚担忧他们分内的事；知道臣僚没有才能，却勉强教导他如何处理公务：这难道仅仅是君主劳碌而臣子舒服的问题吗？即使圣贤出世，毕竟也不能这样来治理国家呀！

陛下又担心尚书台的禁令不够严密，人情请托的现象制止不住，所以才让辅政大臣制定了尚书台的会客制度，又让司徒重新选了凶恶的吏员守卫尚书台大门，进出的人都得听从他们安排：这实际上并没有找到禁绝不正之风的关键。从前汉安帝的时候，少府窦嘉，任命廷尉郭躬清清白白的侄子为下属，还被人举报了，弹劾的奏章纷纷递上。而最近司隶校尉孔羡，任命大将军司马懿言行反常悖理的弟弟为下属，有关的官员对此却一言不发。迎合别人的意旨，比接受别人请托的影响还要恶劣。选拔人才弄虚作假，这是人事当中最大的问题。窦嘉是皇亲国戚受皇帝的宠爱，而他任命的郭躬又不是社稷重臣，可还是受到了弹劾；用今天的事来和古代相比，陛下可是自己没有督促执行必须遵守的法纪来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了。辅政大臣制定的会客制度，让凶恶吏员看守大门，并不是治理天下的正确措施。假使我的话能被您稍微采纳一些，还担心什么奸党不能铲除，又怎么会豢养像廉昭这样的人啊？

纠察举报奸恶的人，是一种忠诚的事情；然而世人都憎恶小人来做这种事，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想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私利而不讲道理。倘若陛下又不去查考事情的整个过程，就一定会把违背人心抵触社会的行为当做奉公，把悄悄告发别人的做法当做尽忠。未必通情达理才能出众的人就做不来这种事吗？只不过因为遵守做人的原则而不肯去那样干罢了。如果让天下的人都违背道义而去争逐利益，那可是君主最担忧的事；陛下怎么能高兴得起来？为什么还不切断它的萌芽呢？那种预先设法揣摩君主的心意然后加以迎合以求取悦君主的人，全都是世上浅薄无聊，不讲信义之辈；他们一心想的只是如何得到君主的欢心，而不是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何不故意改变自己惯常的想法去试一试他们，看他们是否会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而违背圣意呢？臣僚得到君主的欢心，这是安全的事情；担任尊贵显要的官职，这是光荣的事情；享受丰厚的俸禄，这是实惠的事情。做臣僚的即使再愚蠢，也不会不喜欢这些而去触犯君主；而触犯君主的人，只是迫于道义，所以强制自己走正路而已。我认为陛下实在是应当怜惜他们保护他们，对他们稍加信任；怎么反而听信廉昭等人有意陷害的话，而忽视那些忠良之臣呢？现今外有伺机而动的敌寇，内有贫困不满的人民。陛下应该好好考虑国家的改革和政治的得失，实在不可以懈怠。

杜恕在朝任官八年，他的议论刚正直率，都像上面所记载的那样。

杜恕出任弘农郡太守。几年后转任赵国相，因病离职。他在任职的地方，治理政事着眼于大的方面；在施与恩惠仁爱，更加得到百姓爱戴这方面，比不上他的父亲杜畿。不久，朝廷任命他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为与当权的大臣不和睦，所以屡次出外任职。后来又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的官衔，持有节杖，兼任护乌丸校尉。

当时，征北将军程喜，也在杜恕所在的蓟县驻扎，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喜在先帝时，曾在青州排挤田国让；现在您和他都是持有朝廷的节杖指挥军队的使臣，又驻扎在同一座城里：应该深思对策。”但杜恕并不在意。他到任不满一个月，有一个鲜卑族首领的儿子，带领几十名骑兵，没有经过边境上的关卡就擅自来到州治蓟县；州政府处死了其中一名随从，没有写表章上报。于是程喜上奏弹劾杜恕，杜恕被逮捕入狱，由廷尉审理，依法应当处死。因为他父亲杜畿勤于国事又以身殉职，得以减刑，被免职为平民，流放到章武郡。这一年是嘉平元年（公元249）。

杜恕为人豪放不羁，想不到要防备别人，终于招致这样的灾祸。

当初杜恕从赵郡回京，陈留郡的阮武也从清河郡太守的职位上被征召入朝；两人都被叫到廷尉的公堂接受审问和对证。见了面之后阮武对杜恕说：“我观察后发现您的品德能够遵循公正之道，但还坚持得不够严格；您的能力可以担任重要官职，但是追求仕途的升迁又很不顺利；您的才学可以记述古今，但志向不够专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那样的才能却没有发挥那样的作用。现在将会有空闲了，可以试着深思一番，对此写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来。”杜恕在章武郡，便撰写了《体论》八篇。又写出《兴性论》一篇，大概是有感于自己的遭遇而写的。

嘉平四年（公元252），他死在流放的地方。

甘露二年（公元 257），河东郡九十多岁的乐详，上书申诉杜畿留下来的功绩。朝廷受到感动，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

杜恕的奏议论辩文章都值得一读，这里选取其中切合当时政治大事的几篇记载在他的传记中。

郑浑，字文公，河南尹开封县人。他的曾祖父郑众，郑众的父亲郑兴，都是当时著名儒学家。郑浑的哥哥郑泰，曾和荀攸等人策划诛杀董卓；在扬州刺史任上去世。郑浑带着郑泰的小儿子郑袤到淮南避难，袁术对他非常尊重。但是郑浑知道袁术一定会失败，当时华歆担任豫章郡太守，素来和郑泰是很好的朋友，郑浑便渡过长江去投靠华歆。

太祖曹操听说他行为忠厚，召他担任下属。又升任下蔡县长、邵陵县令。当时天下还没有平定，百姓都强悍随便，不想从事农副业生产。那些生了儿女没有办法养活的，就一概把婴儿丢弃了。郑浑每到一地任职，就没收当地人的渔猎工具，督促他们种地养蚕；又连带开辟水田种稻，加重对弃婴者的处罚。开始百姓怕犯法不敢怀孩子，后来生活逐渐富裕，就再没有不怀孕和不养育婴儿的了。生下来的男女婴儿，很多都取“郑”字为名字以表达对他的感激。

后来郑浑被任命为丞相府下属，又升任左冯翊。当时梁兴等人控制了左冯翊辖区中五千多户人家，强迫他们一同烧杀抢掠；周围各县无力抵抗，非常恐惧，县令都把自己的官署转移到郡治所在的临晋县城。商议对策的人都认为应当把郡治转移到险要的地方。郑浑说：“梁兴等都是被击溃的散兵游勇，流窜在附近的山区。虽然有很多同伙，大都是被迫跟随他的。现在应当鼓励他的同伙来投降，大力宣传说明朝廷的恩德信义；要是跑到山区凭借险要地形防守，那是向敌人示弱啊。”于是便召集官吏民众，修筑城墙做好防御的准备。而后发动民众追捕贼寇，明确赏罚的制度，商定公约誓言；凡是老百姓在追捕贼寇时缴获的财物，十分之七都奖赏给本人。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很愿意捕捉贼寇，以便多得妇女、财物。结果贼寇中失去妻子儿女的，都回来请求投降。郑浑责令他们去捉获同伙的妇女，然后还给他们自己的妻子；这一来敌寇内部互相抢夺攻击，梁兴的党羽开始土崩瓦解。郑浑又分派有威信的官吏百姓，到山中去劝告。结果出山投降者接连不断。郑浑让各县的长官，都回到原来管辖的县，安抚和召集回来投诚的百姓。梁兴等人很是害怕，率领余党聚集在鄜城。

太祖派夏侯渊率军前去协助郑浑出击；郑浑带领下属和民众为先锋，杀死梁兴及其党羽。另有贼寇靳富等人，挟持夏阳县长、邵陵县令和很多官吏百姓进入硙山。郑浑再次带兵进剿，击败靳富，解救出两个县的行政长官，带领被劫持的百姓回到家乡。又有一个叫赵青龙的人，杀死左内史程休。郑浑听说后，派遣壮士前去砍下了赵青龙的头颅。前后投诚归附郑浑的百姓达到四千多家，从此山贼都被扫平，人民安居乐业。

郑浑转任上党郡太守。太祖征伐汉中郡，派郑浑任京兆尹。郑浑因为京兆地区的百姓都是新近迁来的，便制定了移居的办法：让代数多而人口众的家族同人丁单弱的人家配搭，组成居民的小单位；让温和诚实的人家同孤寡老人做邻居；督促他们勤劳地耕作，又明确宣布禁令，要求大家揭露坏人。从那以后，百姓安心务农，盗贼也销声匿迹。大军进入汉中之后，就数京兆地区运送的军粮为最多。郑浑又派遣一部分人去汉中屯田，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中途逃跑。太祖更加赞赏郑浑，让他再次入朝担任丞相府下属。

文帝曹丕即位，郑浑任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职衔。后来又出任阳平郡和沛郡两处的太守。这两个郡的地势低洼潮湿，总是遭遇水灾，百姓穷困饥饿。郑浑在萧、相两县的边界，兴修陂塘的堤堰，开辟水田种稻。郡中的人都认为这事很困难，郑浑说：“此处地势低平，适于放水灌溉，最终一定会变成鱼米之乡。这是富民的根本途径啊。”于是亲自率领官吏百姓，兴建水利工程，经过一个冬天终于完成。从此连年大丰收，粮食不断增产，租税的收入也成倍增长。百姓依靠这些水利工程得到很大的利益，纷纷刻碑颂扬郑浑的功绩，还把他兴建的水利工程称为“郑陂”。

郑浑又调任山阳郡、魏郡的太守，也遵照治理阳平郡、沛郡时的方法。他看到魏郡的百姓因缺少木材而苦恼，就督促他们种植榆树作为篱笆，又多栽桃、李、杏、栗、枣五种果树。后来，榆树都长得很高，五种果树也结出丰硕的果实。一进入魏郡的边界，就会看到村落整齐划一，人民富裕丰饶。

魏明帝听说后，专门下诏赞扬，把他的事迹宣布天下，任命他为将作大匠。郑浑做官清廉朴素一心为公，妻子儿女常常忍饥受冻。郑浑死后，他的儿子郑崇被任命为郎中。

仓慈，字孝仁，淮南郡人。他起初做本郡政府办事员。建安年间，太祖曹操在淮南招募流亡百姓屯田，任命仓慈为绥集都尉。

魏文帝黄初末年，他担任长安县令。为官清正简约很有办法，吏员百姓既怕他但又爱戴他。

魏明帝太和年间，仓慈升任敦煌郡太守。这个郡在西部边陲，由于动乱而和内地隔绝，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委派太守了。豪强大族霸道嚣张，在当地形成风气。前任太守尹奉等人，依照过去的惯例敷衍而已，也不去改革匡正。仓慈到任以后，抑制豪强大族，抚恤贫弱的百姓，很符合做官的正道。过去豪强大族田地有剩余，可是小民百姓却没有立锥之地；仓慈到了之后，按人口的多少把豪强大族的田地分一部分给小民百姓，让他们逐步偿还田地所值的价钱。

起初，下面县城的案件又多又杂，县里不能决断，就都集中推到郡城。仓慈亲自审阅案卷，衡量罪刑的轻重；除了重罪必杀的囚犯之外，都处以鞭杖的刑罚然后释放，一年中判决死刑的还不到十个人。另外，平时西域的各种少数族人要到京城进贡礼物，郡中的豪强总是阻挠不让通过；与这些少数族进行贸易，也常常欺压对方，最终是非曲直还无法弄清楚：少数族人一直很不满。仓慈亲自安慰他们。有要到京城洛阳去的，就替他们办好沿路的通行证书；有要从郡城回国的，官府与他们进行公平交换，用现成货物同他们进行交易，让官吏百姓沿途护送他们。从此汉族与少数族百姓都一致称赞仓慈的德泽恩惠。

几年以后，他死在任上。官吏百姓都像死了亲戚一样悲痛，画出他的肖像，寄托哀思。西域各族的人民听到仓慈去世的消息，纷纷聚集到戊己校尉的官署和县城中致哀；有些人甚至还用刀割破自己的脸，以鲜血表示心意。又为他建立祠堂，共同祭祀。

从太祖时起到魏末的咸熙年间，魏郡太守有陈国的吴瓘，清河郡太守有乐安的任燠，京兆郡太守有济北的颜斐，弘农郡太守有太原的令狐邵，济南相有鲁国的孔乂：他们或者是从宽断案，或者是真诚仁爱，或者是廉洁清白，或者是揭露惩治坏人坏事，都属于魏朝郡太守当中的佼佼者。

评论说：任峻在开始发动义军讨伐董卓时，就率领部下归顺太祖；开垦土地种植谷物，仓库丰盈，建立了大功绩。苏则威风凛凛，平定了叛乱，既是行政的良才，又刚直正派，作风和事业都很值得称颂。杜畿执政时宽猛相互补充，有利于人民。郑浑、仓慈，抚恤治理百姓很有办法。他们大概都是魏朝有名的郡太守吧！杜恕屡次陈述时政，常常议论政治体制的问题，其言论颇有值得一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