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1949-）从接管更名到院系调整（1949-1952）---新时期南京大学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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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管与更名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以“起看星河含曙意，愿将热血荐黎明”（森林系梁希教授诗句）的大无畏精神投入“应变、护校、迎解放”斗争的中央大学师生员工，终于熬过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新生的曙光。


（一） 中央大学的接管


1949年4月26日，应周恩来之邀于南京解放前夕秘密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梁希、潘菽两教授自北平来电：“庆贺南京解放，并祝学校平安。”4月27日，中央大学教授会、维持会电复梁、潘：“亟盼就近催促，派员接收，并恳速驾返校，共策前途。”梁、潘二教授立即电请刘伯承将军早日派员办理中央大学接收事宜。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委派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大专部部长赵卓为中央大学军代表，并负责该校接管事宜。


与赵卓一同被派往中央大学的接管人员还有：军代表助理萧曙英，军事联络员郭杰、苏林歌、黄守坤、高珍谦和韩轲。他们的任务是：收缴国民党游兵散勇丢弃的枪支弹药及单位、个人收藏的武器；清点公共财产，造具清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确保教学顺利进行等。在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徐平羽的指导下，中央大学成立了由刘庆云（校维持委员会委员）、周慧明（教授代表）、杨秉义（职员代表）、吴衍庆（助教代表）、李昌禄、于庆鸿、郭加强、陈万芳（均为学生代表）及工人代表1人组成的接管工作组。5月中旬，传达了军管会文教处“暂维现状，立即开学”的方针，并广泛宣传接管的意义，使师生员工明确：（1 ）接管之后，我们便做了主人；（2）接管工作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开始；（3）旧法统自宣布接管之后即告死亡。在深入动员的基础上，采取公开报名的方式，组织师生员工参加清点、接收工作。几天之后，先后有2900余名师生员工踊跃报名，占当时在校人员的92%。全校分为15个分组、400多个小组，从5月18日起对各院系、各部门的物资、设备等进行清点、查验。参加清点工作的师生员工充满了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医务组寄生虫科一位老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敌伪时期对金大、政大的接受，是用枪杆把管理人员赶跑。现在不同啦，我们都是主人了，一切东西必须细心清点，因为这是属于人民的了。”有位校外人士问文学院的同学：“你们都帮助接管吗？”同学严肃地回答：“不是‘帮助’谁接管，而是我们自己接管。”许多教授通过参加接管、清点工作，认识了人民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宗旨、作风上的本质区别，增强了对人民政府的信任。法医科汪继祖教授等还上书有关领导表达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愿望”。6月9日，清点工作基本结束。次日，分别在四牌楼校本部和丁家桥二部举行了正式接管仪式。9月，接管工作告一段落，赵卓调任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国立编译馆等单位的军代表，校军代表一职先后由孙叔平、栾长明担任。


（二） 更名“国立南京大学”


8月8日，根据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通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2日，成立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由梁希、潘菽、张江树、涂长望、钱钟韩、谢安祜、胡乾善、金善宝、干铎、蔡翘、高学勤、胡小石、楼光来、吴传颐、韩儒林、陈鹤琴、熊子容、陈谦 （讲师代表）、管致中（助教代表）、傅春台、陈又新（学生代表）等21人组成。梁希、潘菽、张江树、涂长望、干铎、管致中、傅春台等7人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梁希为校务委员会主席（该年11月，梁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部长后，由潘菽继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潘菽为教务长，干铎为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涂长望为二部主任，张江树为理学院院长，钱钟韩为工学院院长，金善宝为农学院院长，蔡翘为医学院院长，高学勤为大学医院院长，胡小石为文学院院长，吴传颐为法学院院长，陈鹤琴为师范学院院长。


8月15日，原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熊子容、孙本文、刘世超在军代表赵卓监交下，向新的校务委员会移交了所有清册文件。至此，中央大学的接管工作胜利结束，开始了办成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历史性进程。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至1950年5月，国立南京大学属南京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领导。5月20日，奉华东军政委员会命令，南京高教处于5月底结束工作，国立南京大学、安徽大学、私立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四校改由华东军政委员会直接领导。同年10月10日，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吴有训签发的通知：“经政务院核定，除私立学校于校名上加冠‘私立’二字外，各级学校校名不加国立、省立、市立及公立字样。”自此，学校校名即去“国立”二字迳称“南京大学”。


二、参加民主革命
随着南京解放和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清扫南部中国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区中，晴空朗日，旧社会的阴霾被彻底驱散，民主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南京大学的师生也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当时凯歌行进的民主革命运动之中。


（一） 筹组西南服务团


南京解放以后，为吸引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和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军管会就开始筹组西南服务团。西南边陲，古称“瘴疠之地”，山高路远，交通闭塞，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工作十分艰苦，还可能遇到生死的考验。因此，西南服务团筹建之初，宋任穷副主任就要求中央大学党组织起先锋模范作用，并动员部分党员参加，作为西南服务团的骨干。6月23日，中央大学率先成立西南服务队，由李洪年、王道义、王德化等同学负责，号召“有志青年参加西南服务团”。次日，胡联辉等14位同学贴出挑战书：“响应党的号召，为解放大西南贡献青春！”随后，文昌桥餐厅四周、学生宿舍墙上、学校布告栏内，贴满了响应书、决心书。中央大学川康滇黔四省同学联合会也迅速成立，号召来自西南边陲的同学挺身而出，投笔从戎，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打回西南去，把解放的旗帜光荣地插遍故乡的原野”。丁家桥中大二部王云樵等同学在挑战书上写道：“我们所以能够上大学，那是多少人流血汗的结果，我们不去为他们服务，良心上说得过去吗？我们这四个北方的小伙子愿以北方人具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决勇敢地向其他地方的同学挑战。”水利系的同学则充满自豪地说：“西南要大搞水利，这是建设新中国的一大任务，我们应当到那里去实现自己的抱负。”6月25日晚，中央大学在大礼堂召开学生大会，请著名教授吴传颐、宗白华、何兆清等向同学们介绍西南地区的地理、经济状况和民俗风情，帮助大家了解西南，号召同学们为西南地区的民主革命和建设服务。6月30日，南京市学联召开动员大会，中央大学已被批准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首批学生80余人胸带红花整队入场，全场热烈鼓掌。会上，宋任穷同志作了动员，中央大学校委会主任梁希讲了话，董俊松和邱鼎泽分别代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参团学生表示决心。至7月11日，中央大学共有349人被批准参加西南服务团，占报名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助教6人、职员5人、学生338人。他们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南下部队，跋山涉水，挺进大西南，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有的人甚至在严酷的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为新生的共和国奉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二） 参加血防、修堤及土地改革


解放初，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参加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和夏征、减租、血防、土改等运动。1950年1月，医学院的师生响应第三野战军卫生部号召，先后有三批共156人奔赴浙江嘉兴参加防治日本血吸虫病的工作。许多师生一直工作到5月中旬才返校休整，有的还获得了“功臣”的光荣称号。工学院土木、水利两系的师生140余人则奋战在南京郊区修堤防洪工地上，他们和部队指战员打成一片，既体验到“为人民服务”的意义所在，又提高了业务学习的兴趣。胡小石教授曾在文、法、师范三学院师生大会上动员说：“医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们参加了血防、修堤等与自然作斗争的工作；文、法、师范学院的同学对疏散难民、还乡生产救灾等社会工作，是责无旁贷，理当承担的了。”1950年5月底，应南京市政府的邀请，文、法、师范三院即将毕业的学生分组出发，到各灾民运转站，帮助动员苏北、皖北灾民尽早还乡，生产自救。农学院大部分师生则接受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统一部署，文、法两院二、三、四年级学生及部分教师共415人，由范存忠教授为领队，朱杰、黄显之为副领队，赴安徽和县等地参加土改运动，历时3个月。


（三） 踊跃参军、参干


1950年10月，美国悍然入侵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威胁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从11月中旬起，南京大学师生开始进行时事形势学习。12月停课3周，结合批判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美籍教授的挑衅性言论，开展了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深入进行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1951年初，政府一声号召，全校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和援朝医疗团的师生多达1130人，占当时在校人数的38%。1月6日，全校师生在大礼堂隆重集会，欢送光荣参干的147位同学和参加援朝医疗团的55位师生。次日，一百多位教师家属自发组织起来，冒着风雨到文昌桥学生宿舍，为参干、援朝的同学洗衣补裤，一天内洗、补衣服400余件。1951年1月11日的《南大生活》曾有如下报道：“潘主席及高济宇、施士元、杨廷宝、刘树勋、陈之佛等教授的太太像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为参干的同学补洗衣服。”参干同学纷纷表示，要在新的岗位上“争取做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来回答母亲、姐姐们的爱国行动。”


三、思想改造运动
结合当时开展的各种民主改革运动，为除旧布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在学校中开展起来。自1949年5月起，中央大学师生员工就由教授会、助教会、职员会、工友会和学生会分头组织进行政治学习。1950年3月，全校师生集中一个月时间，系统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校成立了政治教学委员会，孙叔平、高一涵、韩儒林、熊伟、刘庆云、吴襄、王德崇、潘菽等8人为常务委员，孙叔平、潘菽为主任委员，韩儒林、刘庆云为副主任委员。各院系也成立了政治教学小组。全校按“团结互助，教学相长，照顾业务文化水平及政治水平”的原则，师生混合编组，每组不超过10人。学习的目的是促进师生改造思想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当时任南京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兼南京大学军代表的孙叔平曾在学习动员时指出：“整个中国社会要改造的出发点，就是自己的思想改造。”“在旧社会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总有不正确的思想，这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反之倒是反常。大家要承认自己的思想上会有一些毛病，要大胆暴露思想，不要讳疾忌医。”学习的主题是历史唯物论，主要内容是劳动、阶级、土地改革和社会发展规律。在学习过程中，学校曾邀请孙叔平和教育家马寅初、地质学家许杰等来校作辅导报告。学习的方法是：听大课，读文件，小组漫谈、讨论，小组或合组进行辩论，最后是思想总结，运用所学理论，严格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参加当时的政治学习，许多师生都是怀着真诚和饱满的政治热情的。当时师生中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并不了解，甚至抱有某些偏见；对共产党济世治国的主张也若明若暗，所知有限，但他们对于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却是真诚地欢迎和拥护的，因此在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之时，有的人便有“闻道恨晚”之感，迫切希望对原有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作一番清理，希望“能得到一个系统又明确的观点，把思想搞通，树立新的人生观。”在听取学习动员报告后，有的师生提出要来一次“追求真理的尝试”。 在学习过程中，师生们在学习和讨论方法上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如“留学制”——小组派出一人或多数人到其他小组“留学”，汲取他组的方法、经验；“点将、挑战”——有争议而不得解的问题，请别人或别组解答，起激励、督促作用；“问题宴会”——邀请其他小组师生互提问题，竞作解答等。


一个月的学习，使师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了解。如有的师生提到，通过学习，明确了会的阶级分野，认识了“超阶级”、“超政治”之不可能，学会了用阶级观点分析农村现象，懂得应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澄清了对土改问题的一些模糊认识。有的师生则提到，原来曾认为体力劳动是“低级的活动”，鄙视劳动人民，认为他们“肮脏”、“无知”，以脱离体力劳动为荣幸；通过“劳动”一课的学习、讨论和争辩，一是接受了“从猿到人”的发展演变观，否定了“上帝造人”的谬论，二是认识到“劳动是人类财富的源泉”，打破了“治人者”、“精神劳动者”的优越感，三是认识到物质文化生产是“根”和“杆”，精神文化是“花”和“果”，没有生产劳动就没有科学，科学若不与生产劳动及劳动人民结合，就不能起改造世界的作用；从而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转变了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观念，奠定了“为劳动人民服务”和“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思想。还有的师生提到，通过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到人类真正的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什么“帝王将相生活起居的历史”，只有从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角度，才能正确认识人类不同社会制度如何交替演变，认识到“中国今日革命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学习中，一些针对性很强，融科学性、艺术性和思想性为一体的专题演讲，收到很好效果。有的老教授诚恳地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即自孙叔平的辅导报告始。”还有的师生联系解放后人民政府稳定金融物价、妥善安置难民、及时救灾抢险的政绩，提出应由过去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转变为“听其言而信其行”，积极拥护人民政府的政策措施。一位当初对学习颇有顾虑和抵触情绪的教授在总结会上诚恳地说：“……我凌乱的思想得到一番整理，又看到了许多资料，更有系统的报告触动了我的思想，我必须兼程并进，追上时代！”


“兼程并进，跟上时代步伐！”这正是当时南大师生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在集中学习之后，全校的政治学习转入经常性的时政、形势教育。从1950年底开始，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又普遍开展了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当时全校师生精神振奋，数以百计的学生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参军、参干和治螟、血防、筑堤等工作中，南大师生总是走在前列。潘菽、胡小石、熊子容、戚法仁、吕斯百、时钧等二十多位教授也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奋战在修筑抗洪堤坝的工地上。


但思想改造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便开始出现了“左”的倾向。1952年3月，按照华东教育部的部署，全校师生员工3700余人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这次学习运动旨在帮助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划清敌我界限，在思想上肃清资本主义和封建买办思想的影响，在思想方法上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扭转脱离实际、学用脱节的倾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的世界观。学习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文件，划清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第二阶段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个人检查对照；第三阶段为思想总结。虽然这次思想改造学习总体上还是健康、稳妥、有成效的，但与1950年至1951年的政治学习相比，却显然存在某些简单、粗暴、过头、过火的地方，比如搞人人“洗澡”，个个过关；搞“思想改造展览”；在某些系科中对一些教授的个人研究选题，如生物系某教授对蚯蚓的研究，园艺系教授对《红楼梦》中大观园园林艺术的研究等，未加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就扣以“资产阶级”的帽子，并大张旗鼓地组织批判。这些做法，挫伤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也开启了那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倾向。


四、新时期教学秩序的建立
从接管中央大学之日，也开始了对旧教育制度坚决而又审慎的改造。当时的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和高教处十分尊重高校教师的意见，多次邀请南京市各校教授座谈，共同分析旧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研究改革的途径和方法，并确定了“维持原有学校，逐步进行改善”的工作方针。在南京大学，通过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也明确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具体方针，以及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体制，从而为南京大学在50 年代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取消训导制，调整校机关


1949年5月11日，在宁各高校教授代表一致要求，“取消国民党统治学生的训导制，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中央大学废除训导处后，将校部机关调整为两个处，其一为秘书处，下设总务科与秘书室；其二为教务处，下设图书馆、注册组与讲义室。


（二） 确立新的办学宗旨


1949年6月7日，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邀请在宁高校教授座谈高等教育问题，文教委主任徐平羽指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教育。过去的教育是和人民脱节的，今天就应该一切为了人民和人民的生产建设。具体说来，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给人民以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思想，和给人民以为人民服务的各种知识和技术。”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教育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南京大学确立了新的办学宗旨：“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并配合教学及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研究工作。”学校的具体任务有四项：


    1．进行革命的政治及思想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树立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2．适应国家建设需要进行教学工作，培养通过基本理论并能实际运用的工程师、农业技师、教师、政法财经干部，以及语文艺术和科学工作者等。


    3．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以期有切合实际需要的发明、著作等成就。


    4．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传播文学艺术成果。


（三） 实行民主集中的领导体制


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电示：南京大学自1951学年度第一学期起改行校长制，由潘菽任校长，孙叔平任副校长。嗣后，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南京大学暂行组织规程》第四条规定：“本大学在校长领导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即一方面由校长综揽校务，实行集中领导；另一方面对重大教学、行政问题，则采取适当方式开展民主讨论，经校务委员会通过，由校长批准实施。”


（四） 改革招生制度


为了彻底改变旧教育歧视工农、脱离实际的恶习，南京解放后，南京大学即采取切实措施，优待革命军人及工农子弟入学，并适时调整招生计划，积极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 1949年9月，校务委员会即作出了“本校招收新生及转学生宜予革命工作人员及革命军人暨其子弟以及自国统区逃出学生以特别优待”的决定。1950年12月通过的《南京大学守则》中又规定：“家境清寒者，得申请人民助学金及减免学杂费。”1949年8月的招生计划为2?000人，由于当时战火未熄，生源有限，实际入学新生为939人。1950年度的入学新生增至1200余人，在校学生达3125人。学校还先后接受有关业务部、委的委托，利用现有设备和师资，设立了林业专修科，举办了畜牧兽医、调查统计人员、治淮人员等短期培训班。1951年，又分别接受燃料工业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委托，增设了地质专修科和气象专修科。


（五） 课程的精简与改革


改造旧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调整。这项工作自1950年初开始进行。全校师生经过多次研讨，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课程改革的目的和方向：第一，课程改革与精简是“把封建传统和资本主义本质的旧教育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的一个必要的步骤”；第二，课程改革“是为了提高而不是降低，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减弱”大学的人才培养；第三，课程改革与精简的取舍标准是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即要努力使“每一个科系组的全部课程或每一年级的课程必须具有组织性，显出重心所在”。


南京大学的课程改革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着眼，“把旧本质的课程改变成新本质的课程”的改革。首先废除了国民党时期设立的“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课程与教材，停开了文、法学院有关系科中某些显然与新民主主义相悖的课程，增设了“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列主义理论课，作为公共必修课。二是针对以往大学教育缺乏明确培养目标，课程编制漫无原则、芜杂散乱等弊端而进行精简、调整。主要是归并某些相似或重复的课程，删汰某些“内容剥离或比重不适”的课程，加强某些份量过轻的课程，增加那些应设而未设的课程。各系科在课程改革中十分强调从整体角度衡量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例如，地质系明确了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能在四年内得到有关地质之基本理论和知识及工作、研究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后，又确定一二年级的学习重心在于“基本理论知识的奠定”，三年级的学习重心在“理论课程的综合和应用”，因而提出在二三年级学期中及暑假内均安排短期和长期的野外实习，使学生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农业经济基础系在课程设置中突出了“与中国的实际农经问题相结合”的方针，一年级以各种农学基础学科学习为主；二年级以“农业经济学”为重心，配合各种研究方法的学习，新设了“调查统计”等课程；三年级以各种业务的组织管理技术为重心，开设有关”农场管理“、“农业合作”、“农产贸易”的课程；四年级则以综合性的“农业政策”、“农经计划”及现实问题研究为重心，加强业务实习。航空工程系认为过去的课程太重理论而与实际脱节，且门类过多过繁，就对课程作了有计划的调整，减少了必修学分，增加了选修学分。


各院系课程精简及重新确定的种种措施，显示了这一时期南京大学教学转变的基本轨迹——从形式主义和模仿欧美的教育，转向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术与人民需要和国家建设需要结合的新型的教育。


（六） 系科的局部调整


教学改革中的又一个重要变化是改学分制为学年制，同时，对各院系所设系科进行了局部调整。法学院的边政系被取消，社会学系并入政治系。此外，先后有上海国立师专、上海市立体专、上海市立幼专等三校的300余学生并入师范学院有关系科；暨南大学地理系并入理学院地理系；安徽大学土木工程系、艺术组并入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有关系科；医学院则于1951年元旦改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建制，但仍保持“南京大学医学院”的名称。这样，至1952年6月，南京大学下设6个学院37个系、4个专修科，即：文学院5学系：中文、外文、俄文、历史、哲学；法学院3学系：政治、经济、法律；师范学院5学系：教育、幼稚教育、美术、音乐、体育，两个专修科：体育、地理；理学院8学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质、地理、气象；工学院7学系：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航空工程、水利工程、化学工程、建筑工程；农学院 9学系：农艺、园艺、森林、畜牧、兽医、农业经济、农业工程、食品工业、土壤学系，两个专修科：畜牧兽医、林业。原有的21个研究所自1949年秋即与有关各系成为统一体，实行系所一体化领导。1951～1952学年全校共有专任教师473人（其中教授145人，副教授146人），职员324人，工勤人员583人；在校学生2859人（其中研究生10人，本科生2545人，专科生304人）。


五、院系调整中的分合
（一） 院系调整的指导方针及基本方案


1952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纠正我国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布局不合理，办学小而全，系科庞杂，师资不足等弊端，使高等教育能够适应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为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合格人才，从1951年起到1953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部署，参照苏联高校设置的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有计划、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办法是全国一盘棋，由中央和各大区统一考虑高等学校的布局与系科设置；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


1951年11月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提出了工学院调整方案，其中涉及南京大学的调整措施有：“将南京大学的工学院划出来，和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并，成立南京工学院”；“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合并于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但这一工学院调整方案尚未付诸实施，1952年，以华北、东北、华东三大区为重点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便全面展开。


华东的院系调整以上海、南京两市为重点。根据《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设置方案》，南京区在调整后共设8所院校，除华东药学院（即今日之中国药科大学）外，其余7校中，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农学院等校是以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有关院系为主体组建的，华东航空工业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和南京林学院等3校，则分别由南京大学的航空工程系、水利系和森林系与金陵大学森林系以及其他学校的相关学科合并组建。


1952年3月24日，在以南京市市长柯庆施名义呈报的《关于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合并、调整方案的请示》中提出：“(1) 南京大学文、理、法三院各系与金陵大学文、理两院合并，成立正规的综合大学，仍名南京大学”；“(2) 以南大工学院为基础，合并金大理学院电机、化工两系，成立南京工学院”；“(3) 南大、金大农学院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4) 南大师范学院各系与金大文、理两院相同或有关各系及与高级师范专修班合并，成立南京师范学院”；“(5) 新南京大学保留原南大、金大必要职员，成立行政机构，其余为南大者拨归工学院，为金大者拨归农学院及师范学院”；“(6) 关于图书、文物，有关工程、农林、教育、美术、音乐、体育及其他复本，拨归专门学院，其余均归综合大学”。其中还提到，南京工学院“宜设南大四牌楼不动”；“南京大学把校址让给工学院”，“迁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旧址”。


1952年7月26日，南京大学与金陵大学（1951年5月由私立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两校合并而成）两校校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南京、金陵两大学合并、调整工作进行办法》，并呈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联席会议还决定，在中央和华东教育部尚未正式组织两校合并调整领导机构以前，一切有关合并、调整的工作布置和重大事项，均由两校校务委员会常委联席会定夺。联席会议由两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共同召集。7月30日，两校常委联席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为院系调整而设立的有关机构人员名单。名单如下：


1．两校常委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 刘庆云


2．南京大学建校筹备委员会：


主 委 潘 菽


副主委 李方训 孙叔平


委 员 张江树 陈中凡 戴安邦


胡小石 高济宇 戈福鼎 刘敦桢


刘庆云 叶南薰 陈纳逊


办公室主任 戈福鼎


3．南京师范学院建院筹备委员会


主 委 陈鹤琴


副主委 吴贻芳


委 员 齐建秋 高觉敷 张士一


熊子容 钱且华 黄显之


陈 洪 戴安邦 高济宇


办公室主任 高觉敷


4．南京工学院建院筹备委员会


主 委 张江树


副主委 钱钟韩


委 员 杨致平 胡乾善 闵 华


王国宾 时 钧 王培生


吴大榕 徐百川 陈 章


办公室主任 胡乾善


5．南京农学院建院筹备委员会


主 委 金善宝


副主委 靳自重


委 员 朱启銮 罗清生 樊庆笙


程淦藩 冯泽芳 刘 马


办公室主任 罗清生


华东航空工业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和南京林学院等3校因牵涉他校，故暂缓成立建筹委员会。


在各建校（院）筹备委员会下，还分别设立了6个设计委员会，即：（1）校舍利用设计委员会；（2）校舍修建设计委员会；（3）图书文物调配设计委员会；（4）仪器设备调配设计委员会；（5）教具、用具调配设计委员会；（6）宿舍调配设计委员会。这6个设计委员会在建筹委的领导下，负责院系调整中有关师资、设备、图书文物等的调配方案的制定。其中较主要的有——


1． 校舍的调配与添建


当时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方案为：（1）南京工学院设在南京大学四牌楼本部；（2）南京大学设在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旧址；（3）南京农学院暂设金陵大学现址，徐图迁往城外，在太平门外南大、金大的农场及果园择适中地点建永久校址，或在中山陵与灵谷寺附近择一适当地点建筑校舍；（4）南京师范学院以金大现址为永久校址，暂设丁家桥南大农学院现址。第二方案为：（1）南京工学院（同第一方案）；（2）南京大学设金陵大学现址；（3）南京师范学院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旧址；（4）南京农学院暂设丁家桥南京大学农学院，徐图迁往城外，永久校址同第一方案。


后来的校舍调整是按第二方案实施的，其基本思路为：原金陵大学的实验室较大，若在金大校址设综合性大学，改装和扩大所需经费较少；而南大工学院附设的机械工厂以及风洞实验室、电子管制造室等等，搬迁甚为费事，故以南大校本部为南京工学院校址比较适宜。


2． 基础课教员的调配


在师资的调配上，设计委员会确立了三条原则：（1）综合大学保留应有基础；（2）师范学院建立有关基础学科的系、科机构；（3）从配备专任教师（包括留助教）、组织兼课和自力更生三方面着手，解决工学院、农学院的基础课师资问题。南大、金大原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师资122人，调整后有72人留南京大学，占64.3%，其中有教授25人。一些学有所长、卓有建树的学者教授，如数学学科的孙光远、曾远荣、叶南薰；物理学科的魏荣爵、鲍家善、施士元、吴汝麟；化学学科的张江树、李方训、戴安邦、高济宇；生物学科的耿以礼、欧阳翥、陈纳逊、郑集、朱浩然等，都留南大任教，保证了南京大学基础学科的教学、科研在较高水平上进行。


3． 图书文物的调配


设计委员会确定，南京师范学院的图书资料以南大师范学院及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所有者为基础，必要时和南京大学所拥有的图书文物进行调配；工、农、航、水、林各院的专业图书一般不动，无用或多余者按级上报，统一调配；南大、金大图书馆原有的专门、应用科学书籍则分归各专门学院，部分理论科学书籍及基础参考书如有复本，亦可适当分配。其余图书、文物均归南京大学。


4． 档案资料的归属


原南大、金大两校的档案资料，除即须应用者加以适当划分外，原则上均由南京大学保管。由于确定了上述基本原则，采取了恰当而又得力的措施，为院系调整顺利进行，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矛盾和扯皮现象创造了条件。


（二） 南京大学院系调整实际情况


1．以南京大学文、理、法三学院和金陵大学（注:金陵大学历史见本书第四编）文、理两学院为主体，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德文组、震旦大学外文系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学系地理组，以及四川大学地理学系（1953年10月并入）等，成为一所文理学科型的综合性大学，仍名南京大学。校园自四牌楼迁至天津路原金陵大学校址。


2． 南京大学的工学院独立，以该院的电机、机械、土木、建筑、化工等5个系，以及南大农学院的农业工程系为基础，并入金陵大学的电机、化工两系，组建成一所多学科性的工业大学——南京工学院。1953年华东区高校专业调整时，又并入浙江大学、山东工学院的无线电通讯和广播专业，厦门大学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和交通大学的有关无线电系科。建院时设有建筑、土木、机械、电力、电信、化工、食品等7个系，23个专业。以10月10日为建院纪念日，校址设四牌楼南京大学校本部。当时由张江树、钱钟韩担任代理建院筹备组负责人，张江树调任华东化工学院院长后，由汪海粟任南京工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1988年5月，南京工学院改名为东南大学。


3．南京大学的师范学院独立，以该院的教育、幼稚教育、美术、音乐、体育等5系与金陵大学的教育、儿童福利两系为基础，并入上海私立震旦大学托儿专修科、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社会福利系儿童福利组、南京师专数理班，组建成南京师范学院。设中文、教育、幼儿教育、美术、音乐、理化等6系及数学、生物、地理等3个专修科。校址设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陈鹤琴、吴贻芳担任首任正、副院长。1984年1月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


4．南京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分别从原属大学划出合并，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的部分系科，组建为南京农学院。校址暂设丁家桥，1958年搬迁到南京东郊卫岗新址。金善宝为首任院长。1984年改名为南京农业大学。


5．南京大学工学院水利系与交通大学水利系、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校的土木系水利组，以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的水工专修科合并，组建成华东水利学院。1953年又有厦门大学土木系水利技术建筑专业、山东农学院农田水利系、淮河水利学校水利工程专修科并入，1955年并入武汉大学水利学院的海港系，同时调出水利土壤改良系。建院初设水文、水利土壤改良、水利发电和水工结构等4系。严恺为首任院长。1985年改名为河海大学。


6．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建南京林学院，校址暂设丁家桥。1955年迁至太平门外锁金村新址，同年又有华中农学院森林系并入。郑万钧为首任院长。1985年改名为南京林业大学。


7．南京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两校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1957年迁往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10月与西北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


8．南京大学医学院在1951年1月即改变建制，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经费供给由军区卫生部负责，但仍保留南京大学医学院的名称。1952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1954年迁至西安并入第四军医大学。


9．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哲学系调整后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法学院的法律、政治两系调整至华东政治学院；经济系调整至复旦大学。


    自8月21日起，各院校按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的顺序依次搬迁，有条不紊，至9月中旬顺利结束。10月1日，举行了“南京大学”校门横匾揭幕典礼。10月10日，1952～1953学年的第一学期正式开学。


（三） 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概貌


院系调整以后的南京大学，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主，设有13个系，即：中国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西方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天文学系、生物学系、心理学系、地质学系、地理学系和气象学系，另设有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金属非金属矿产地质、矿物分析、气象等4个专修科。专任教师253人，其中研究生2人，本科生1296人，专科生482人。校园占地面积635亩，校舍面积约3万平方米。院系调整后，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潘菽（原南京大学校长）为校长，孙叔平（南京市文教局长）为第一副校长，李方训（原金陵大学校长）为第二副校长，高济宇为教务长，范存忠为副教务长。不久，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任命汪大年为政治辅导处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还先后任命了各系系主任及校图书馆馆长。1952年12月30日，成立了新的校务委员会，由正、副校长，正、副校办主任，各系系主任，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主任，以及工会代表、学生代表共25人组成。


院系调整后，校行政机构设一室三处，即：（1）校长办公室，下设秘书科和人事科；（2）政治辅导处，下设组织科、青年科、宣教科；（3）教导处，下设教务科、注册科、仪器科、出版科和仪器修配厂；（4）总务处，下设事务科、公务科、财务科、保健科、基建办公室及驻校警卫处。此外，学校还在北阴阳营8号原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旧址设附属工农速成中学。1953年2月，又并入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速中校址也移至保泰街。


（四） 院系调整得失简评


随着华北、东北、华东三大区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1953年，在中央政府设立高等教育部后，又以中南区为重点，继续进行全国院系调整。华北、东北、华东三区主要进行专业调整，西南、西北两区进行局部的院系、专业调整。在西南地区进行院系调整时，原四川大学的地理学系并入了南京大学。


经过1952和1953两年的大规模院系、专业调整，全国高校由原来的211所减为182所，计：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政法院校4所，财经院校6所，艺术院校15所，语言院校8所，体育院校5所，民族院校2所。


就总体而言，院系调整改变了原来高等学校地区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并初步纠正了高校规模过小，系科庞杂等弊端，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改变了旧中国工程技术教育过于薄弱的状况。


但是，院系调整指导方针的后一部分，即“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却没有真正得到落实。由于照搬苏联高校系科设置模式，使原有的一些素负盛名的综合性大学程度不等地有所削弱。如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学曾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等7个学院共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 13个系，其中心理学系自 1952年后即未再招生，仅有其名而无其实。尽管通过院系调整，南京大学新建了天文学系，加强了地学类和外国语言文学类系科，但人文科学领域的哲学系，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法律、政治等颇有特色的系科或者被调出，或者被撤销，不能不说是院系调整中的一个失误。此外，院系调整后形成的“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性工科大学—单科性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往往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结合。


1953年9月，高教部长马叙伦在《关于综合大学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既充分肯定了院系调整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他说：“首先，有过急的毛病，例如在某些地方一下子摆出的摊子过多，而事前准备不足，以致某些独立出来或新设立的院校，内容并不充实，同时却使调整后的个别综合大学的力量被削弱，被分散”；“第二，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以及其本身的实际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科系连根拔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科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影响”。马叙伦还指出：“在处理文法等系科的作法上，有些是更不妥当的”，如“只看到其课程内容陈腐又非目前急需的一面，有时就采取绝对办法，单纯地调出、合并或取消，而不是有区别有步骤地加以合理取舍，逐渐改造，以适应将来的需要和发展。”马叙伦的分析既辩证、全面，又剀切中肯。对于全国院系调整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尽管事后也曾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但总的说来纠偏不力。而这一历史缺憾，直到80年代后才真正开始得到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