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原文及翻译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全文和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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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原文

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袁山松书》：“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箸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抱朴子》曰：“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谢承书》曰：“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位元组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传》云：“孽，贱也。”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讦，攻也。谪，责也。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

贵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书咎繇谟》曰：“亡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国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孔安国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顺此道，以立国设都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左传》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功以为己力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谓唐、虞、夏、殷、周也。泽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诗·大雅》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谄媚主，不思顺天，专杖杀伐。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史记》曰，白起为秦将，与赵战于长平，坑赵卒四十五万人。蒙恬为秦将，北逐戎翟，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此为虐于人也。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时，告东平王云事，封宜陵侯。董贤字圣卿，得幸哀帝，为贤起大第于北阙下，封为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易·系辞》之言。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论语》孔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欤？”《左传》晋卜偃曰：“虢必亡矣，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杜预注云“鉴，所以自照”也。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簄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

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子其何异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市，赵将李牧为韩仓所谮，赐死。将自诛，臂短不能及，衔刀于柱以自杀。见《战国策》。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鸟以山为埤而增巢其上，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饵也。《曾子》之文也。亦见《大戴礼》。贵戚愿其宅吉而制为令名，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卒其所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耳。

不上顺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图太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朝露言易尽也。苏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托于桐叶耳，其与几何！”岂不惑哉！岂不惑哉！

《浮侈篇》曰：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文子》曰：“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游手为巧谓雕镂之属也。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诗商颂》文也。郑玄注云：“极，中也。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醔，则国危矣。

夫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化，危生于安。富而不节则贫，强而骄人则弱，居理而不修德则乱，恃安而不慎微则危矣。是故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以制度”以下，并《节卦·彖辞》也。郑玄注云：“空府臧则伤财，力役繁则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诗·豳风》也。大谓耕桑之法，小谓索绹之类。自春及冬，终而复始也。

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合任谓相合为任侠也。或以游博持掩为事。博谓六博，掩谓意钱也。《前书·货殖传》曰“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也。丁夫不扶儣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此皆无益也。

《诗》刺“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诗·陈风》也。婆娑，舞蝄。谓妇人于市中歌舞以事神也。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馈，贞吉。”郑玄注云：“中馈，酒食也。”《诗·大雅》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祟，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或刻画好缯，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众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縠，繨紩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损白日。损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潖，皆所宜禁也。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绨，《前书音义》曰：“弋，皂也。绨，缯也。”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牒即今叠布也。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筒中女布。《说文》曰：“绮，文缯也。”《前书》曰：“齐俗作冰纨。”子，细称也。沈怀远《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虽精粗之殊，皆同出而异名。”杨雄《蜀都赋》曰：“布则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筒中黄润，一端数金。”盛弘之《荆州记》曰：“秭归县室多幽闲，其女尽织布至数十升。”今永州俗犹呼贡布为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广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时如桃胶，凝坚乃成。其方人以为枕。出罽宾及大秦国。”《吴录》曰：“玳瑁似龟而大，出南海。”山石谓隐起为山石之文也。穷极丽靡，转相夸咤。郭景纯注《子虚赋》曰：“诧，夸也。”咤与诧通也。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竟道，《苍颉篇》曰：“軿，衣车。”軿音薄丁反，又步田反。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缯丝而乘车马，《尚书大传》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长矜孤，取舍好让者，命于其君，得乘饰车軿马，衣文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罚。”今虽不能复古，宜令细民略用孝文之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易·系辞》之言也。桐木为棺，葛采为缄，《尸子》曰：“禹之丧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领，款木之棺，葛以缄之。”采犹蔓也。缄，束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属，各因方土，裁用胶漆，使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檽音乃豆反，见《埤苍》。《尔雅》曰：“栵檽。”音而。注云“檽似槲｛木敕｝而痹小”，恐非棺椁之用。豫章即樟木也。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檽樟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请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孔子合葬母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见《礼记》也。及鲤也死，有棺无帜。文帝葬芷阳，县名，属京兆，文帝后改曰霸陵。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錻，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案鄗毕之陵，南城之冢，毕，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马迁云“在鄗东南杜中，”无坟陇，在今咸阳县西北。孔安国注《尚书》云在长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为曪君爱父，不在于聚财，扬名显亲，无取于车马。昔晋灵公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不君；《左传》：“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杜预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画也。”华元、乐举厚葬文公，君子以为不臣。《左传》：“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不臣，是□君于恶也。”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过天道乎？《前书》贡禹曰：“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

《实贡篇》曰：

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闲，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说苑》曰：“十步之泽，必有芳草。”《论语》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乱殷谓纣时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传》，吴季札适卫，悦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卫之于晋，不得为次国。”杜预注云：“春秋之时，以强弱为大小，卫虽侯爵，犹为小国。”今以大汉之广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无善吏，位无良臣。此岂时之无贤，谅由取之乖实。夫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皆总务升官，自相推达。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故四友虽美，能不相兼；《尚书大传》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谓回也为胥附，赐也为奔走，师也为先后，由也为御侮，其能各不同也。三仁齐致，事不一节。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资暴莽。况太平之时，而云无士乎！

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如响。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应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诗·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发金色者，皆淬之于盐水焉。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覆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衣饰谓装饰以成其过也。衣音于气反。出处默语，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爱日篇》曰：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闲，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盖天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洛书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为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闇下乱，力不足也。孔子称“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是以尧来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见《阴阳书》也。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令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难见如神也。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说文》曰：“餔谓日加申时也。”今为“晡”字也。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议曲直，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类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庭。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埶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覆，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为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复，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故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日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怀怨结而不见信，信读曰伸。猾吏崇奸轨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

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见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诗·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可无思哉！可无思哉！

《述赦篇》曰：

凡疗病者，必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为之禁，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哉？夫谨来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强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什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莺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尔雅》曰：“稂，童彻。”郭璞注云：“莠类也。”《诗》曰：“不稂不莠。”稂音郎。《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康诰之言也。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诗·大雅》也。“此宜无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脱之”。毛苌注云：“脱，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民，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天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严明令尹，不能使其断绝。何也？凡敢为大奸者，才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诞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诞犹虚也。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为顾哉？谓第五伦也。为司空，性廉直也。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礼记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郑玄注曰：“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单衣也。”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闲，与交友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甥也。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归附。统过干，干善待遇，访以当时之事。统谓干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干雅自多，不纳其言，统遂去之。无几，干以并州叛，卒至于败。《魏志》曰：“高干叛，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也。并冀之士皆以是异统。异其有知人之鉴也。

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孥读曰奴。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朩躇畦苑，游戏平林，朩躇犹踟朩也。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为坛而?其上，以祈雨焉。《论语》曾点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老子》曰：“玄之又玄，虚其心，实其腹。”呼吸谓咽气养生也。《庄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纳新。”又曰“至人无己”也。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家语》曰：“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人之财兮。’”《三礼图》曰：“琴本五弦，曰宫、商、角、征、羽，文王增二，曰少宫、少商，弦最清也。”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闲。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辞曰：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王充《论衡》曰：“蛴螬化为复育，复育转为蝉。蝉之去复育，龟之解甲，蛇之脱皮，可谓尸解矣。”蜕音式锐反。尔雅曰：“腾蛇有鳞。”《广雅》曰：“有角曰龙。”丧角，解角也。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霄，摩天赤气也。在旁曰帏，在上曰幄。《陵阳子明经》曰：“沆瀣者，北方夜半气也。”九阳谓日也。《山海经》曰“阳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柂，船尾也，音徒可反。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尚书令荀彧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昌，当也。《尚书》曰：“汝亦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

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杨。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也。袭字熙伯，辟御史府，后至《尚书》、光禄勋。今简撮其书有益政者，略载之云。

《理乱篇》曰：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埶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衔，勒也。绁，缰也。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蔚与郁古字通。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

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左传》泄冶谏陈灵公曰：“公卿宣淫，人无效焉。”杜预注云：“宣，示也。”目极角抵之观，耳穷郑卫之声。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戏。《音义》云：“两两相当角力，角伎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伎乐也，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后更名平乐观。”《礼记》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宴安溺志”也。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澶漫犹纵逸也。澶音徒旦反。《庄子外篇》曰“澶漫为乐”也。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埶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左传》曰“美恶周必复，天之道也。”

又政之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日不如古，弥以远甚，岂不然邪？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闲，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徒，众也。附，亲也。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史记》曰：“转毂百数，废居蓄邑。”注云：“有所废，有所蓄，言其乘时射利也。”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琦，玮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舍音式者反。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束缚谓自洁清如拘执也。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局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诗·小雅》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毛苌注云：“局，曲也。蹐，累足也。”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辩色，耳能辩声，口能辩味，体能辩寒温者，将皆以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政，始皇名也。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汉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举全数。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孝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百六十八里。人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汉家极盛之时。遭王莽丧乱，暨光武中兴，海内人户，准之于前，十裁二三，边方萧条，略无孑遗。孝灵遭黄巾之寇，献帝婴董卓之祸，英雄棋峙，白骨膏野，兵乱相寻三十余年，三方既宁，万不存一也。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汉二百三十年，后汉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谓秦末及王莽并献帝时也。中闲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下犹后也。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

《损益篇》曰：

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玩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有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虽藉亲属之恩，盖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已。然其洿秽之行，淫昏之罪，犹尚多焉。故浅其根本，轻其恩义，犹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专之于国，擅之于嗣，岂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为者乎？时政雕敝，风俗移易，纯朴已去，智惠已来。《老子》曰“智惠出，有大伪”也。出于礼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资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权，校其从横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袪莒反。故下土无壅滞之士，国朝无专贵之人。此变之善，可遂行者也。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十三州志》曰：“有秩、啬夫，得假半章印。”《续汉·舆服志》曰：“百石，青绀纶，一采，宛转缪织，长丈二尺。”《说文》：“纶，青丝绶也。”郑玄注《礼记》曰：“纶，今有秩、啬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龙章谓山龙之章。皆画于衣也。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礼》小司徒职：“五人为伍。”《前书》曰：“五家为伍，伍有长。”《论语》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强之家，身无品秩，而强富比于公侯也。荣乐过于封君，埶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簄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

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下犹减也。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言髡笞太轻，不足畏惧，而奸人冒罪，以陷于死。明复古肉刑，则人不陷于死也。夫鸡狗之攘窃，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赂遗，谬误之伤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杀之则甚重，髡之则甚轻。不制中刑以称其罪，则法令安得不参差，杀生安得不过谬乎？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臧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假增臧货，以益其罪。托称疾病，令死于狱也。科条无所准，名实不相应，恐非帝王之通法，圣人之良制也。或曰：过刑恶人，可也；过刑善人，岂可复哉？曰：若前政以来，未曾枉害善人者，则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当杀之也。是为忍于杀人也，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轻重有数，科条有序，名实有正，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甚重者，皆勿杀。鸟兽之行谓蒸报也。嗣周氏之秘典，续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复之善者也。《周礼·大司寇》职：“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祥，善也。《尚书》曰：“教尔祥刑。”

《易》曰：“阳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系词》之文也。《阳卦》一阳而二阴，《阴卦》一阴而二阳。阳为君，阴为臣。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犹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国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远则难绥，事总则难了。今远州之县，或相去数百千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谷者焉。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周礼》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司马法》曰：“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并兼谓豪富之家以财埶并取贫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周礼》曰：“凡师田斩牲以左右徇陈。”注云：“示犯誓必杀也。”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实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安宁勿懈墯，有事不迫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已上，则百万人也。又十取之，则佐史之才已上十万人也。又十取之，则可使在政理之位者万人也。以筋力用者谓之人，人求丁壮；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犹将有储，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后可以用天性，究人理，兴顿废，属断绝，属犹续也。网罗遗漏，拱柙天人矣。拱，执也。柙，槛也。柙，音下甲反。

或曰：善为政者，欲除烦去苛，并官省职，为之以无为，事之以无事，何子言之云云也？《老子》云“为无为，事无事”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圣人未可师也。摹，法也。三代皆用肉刑及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国家昏乱，吏人放肆，则恶复论损益之闲哉！恶音乌。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国待蓄积乃无忧患。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奉禄诚厚，则割剥贸易之罪乃可绝也；蓄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今反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开虚伪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绩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洁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实也。拘洁谓自拘束而洁其身者，即隐逸之人也。以廉举而以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音欺吕反。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阱，穿地陷兽也。机，弩牙也。

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猥犹多也。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闲，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涂有饿莩而不知发。”赵岐注云：“饿死者曰莩”。莩与殍通，音皮表反。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孟子》载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赵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也。貊在北方，其气寒，不生五谷，无中国之礼，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轻税也。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禀，给也。班禄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更赋，已见《光武纪》也。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上田已耕，唯中地已下未也。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

《法诫篇》曰：

《周礼》六典，冢宰贰王而理天下。《尔雅》曰：“冢，大也。”贰谓副贰也。《周礼·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国。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扰万姓；三曰礼典，以谐万姓；四曰政典，以均万姓；五曰刑典，以悫万姓；六曰事典，以生万姓”也。春秋之时，诸侯明德者，皆一卿为政。爰及战国，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愠犹恨也。数代谓元、成、哀、平。强臣谓王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台阁谓《尚书》也。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挠音火高反。招致乖叛，乱离斯瘼。瘼，病也。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醔，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啕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箻谨慎，循常习故者。是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检柙犹规矩也。埶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展犹申也。文帝时，太中大夫邓通居上傍，有怠慢礼，丞相申屠嘉奏事见之，罢朝，召通责之曰：“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通顿首，首尽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释之。”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臣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引自裁之端。文帝时贾谊上书曰：“大臣有罪，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系长安狱，卒无事，复爵邑，故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也。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见《庄子》。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埶异也。言光武夺三公重任，今夺更甚。光武不假后党威权，数代遂不遵行。此为三公疏，后族亲故也。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埶，故其贵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谓万姓困敝也。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国家漏神明于媟近，输权重于妇党，算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诡邪！此谓后党，彼谓三公也。诡犹违也。

论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犹远也。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尝试妄论之，谦不敢正言也。以为世非胥、庭，人乖鷇饮，化迹万肇，情故萌生。赫胥氏、大庭氏并古之帝号。《庄子》曰：“夫圣人鹑居而鷇饮。”言鹑鸟无常居，鷇饮不假物，并淳朴时也。肇，始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易·系辞》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推，迁也。《庄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也。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如使用审其道，则殊涂同会；才爽其分，则一豪以乖。用得其人，审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系辞》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易纬》曰：“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世，则天同极，施舍之道，宜无殊典。《庄子》曰：“玄圣，素王道也。”极犹致也。言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犹兴废也。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论语》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朴，质也。《礼记》曰“文质再而复”也。用明居晦，回泬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回泬犹携互不齐一也。泬音穴。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化则一；《前书音义》曰：“天子车以黄缯为盖里，故曰黄屋。”《韩子》曰：“尧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絺，葛也。亦有宥公族，黥国储，宽惨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礼记》曰：“公族有死罪，狱成，有司谳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记》曰，秦孝公太子犯法，卫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孟子》曰：“矫枉过直。”矫，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过于直，以喻为政者惩奢则太俭，患宽则伤猛，不能折衷也。故葛屦履霜，敝由崇俭；《诗·魏风序》曰：“葛屦，刺褊也。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诗》曰：“纠纠葛屦，可以履霜。”郑玄注云：“葛屦贱，皮屦贵，魏俗至冬犹葛屦，可用履霜，利其贱也。”楚楚衣服，戒在穷赊；《诗·曹风序》曰：“蜉蝣，刺奢也。”《诗》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苌注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犹有羽翼以自饰。楚楚，鲜蝄也。喻曹朝群臣皆小人也。徒饰其衣裳，不知死亡之无日。”赊奢同。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疏禁谓防制太宽，厚下谓封建太广。言周室微弱而诸侯强盛，如尾大然。《左传》楚申无宇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也。敛威峻罚，以苛薄分崩。敛，聚也。言秦酷法，以至分崩也。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左传》曰：“郑人铸刑书。”杜预注云“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也。高祖初入关，除秦苛法，约法三章，言其详约不同。太叔致猛政之曪，国子流遗爱之涕，《左传》曰：“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又曰：“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国子即子产也，郑穆公子国之子，因以为姓也。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弘致，可以征其统乎！宣孟，晋大夫赵盾也。《左传》贾季对酆舒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爱，夏日可畏。”《前书》平阳侯曹参为相国，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人以宁一。”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一隅谓一方偏见也。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清静谓道家也。席上谓儒也。腐，朽也。《礼记·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随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实，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诞，虚也。言志各不同也。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如以舟无推陆之分，瑟非常调之音，古法不施于今，犹舟不可行之于陆也。今法有合于时，如瑟可移柱而调也。《庄子》曰“是推舟于陆，劳而无功”也。《前书》董仲舒曰：“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不阳局以疑远，不拘玄以妨素，则化枢各管其极，理略可得而言与？音余。

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滞隅谓偏执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与俗推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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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白话文翻译

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现代文

王充，字仲任，会稽郡上虞县人。王充的祖先来自魏郡元城，王充从小失去父亲，乡里人称王充是一位孝子。后来，王充到京师求学，在太学完成学业，跟随右扶风人班彪学习。王充博览群书，不喜欢专注于章句解释，家中贫困，无钱买书，王充常在洛阳书肆游逛，不花钱阅读书肆里售卖的书籍。王充很聪明，读书能够过目不忘，记忆力很好，靠着这种方式，王充博览百家书籍。后来，王充返回家乡，专心教授学生。再后来，王充出仕，在郡府担任功曹，多次向郡太守提出谏言，不被采纳，王充挂冠而去。

王充喜欢追根溯源，对难以理解的事情、诡异的看法，总是能够找出合理的解释。王充认为当代学者大多墨守成规，固有的解释很多都失去经典原意，王充闭门潜心读书，静心思考疑难，谢绝一切吊丧、喜庆、问礼等俗事，家里的墙壁、窗户上，挂满了书写用的刀笔。王充著述《论衡》八十五篇，有二十余万言，在书中，王充将各种事物分门别类，详尽解释，以回答世人对事物的疑问。

州部刺史董勤征召王充，任命为从事，后又改任治中，王充辞去官职，返回家乡。友人同郡人谢夷吾向朝廷上书，推荐王充，说王充学问渊博。章帝诏令公车署，特召王充，因为有病，王充没有去京师。当时，王充已经七十岁，年迈体衰，仍然矢志不移，著《养性书》十六篇。在书中，王充强调，人要节制嗜欲，颐养精神。和帝永元年间，王充在家中病逝。

王符，字节信，安定郡临泾县人。

王符从小好学，怀有远大志向，重视节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人关系很好。安定郡的风俗，看不起妾生的子女，王符的母亲为侍妾，家族没有亲人，被乡里人所欺侮。从和帝、安帝以后，士人大多离开家乡，在外游宦做官，做官的士人，又相互引荐家乡人，王符鄙视这种做法。由于不合于世俗，王符迟迟得不到推荐。王符志存高远，对世俗的看法愤懑不平，隐居著书，著书三十余篇，在书中，王符讥讽时政，特别对接人待物，提出看法。王符不想在仕途上显露名声，为书起名字《潜夫论》，书中旨意，多为揭露时弊，阐明事理。人们从书中可以了解当时的风俗民情，该书分为五篇。

《贵忠篇》说：

帝王所敬者，天也，上天所爱者，人也。如今，人臣接受帝王的职务，治理上天所爱的民众，岂能不施以仁爱，为民众带来福祉？当民众有困难时，岂能不施以援手，为他们排忧解难？君子一旦担任要职，就要设身处地想着民众的利益。身居上位者，要考虑如何推贤进能，这样，才能够位居上而下不怨，位居前而后不恨。《尚书》讲：“上天的恩德，由人来实现。”作为帝王，遵循天意，设置官员。明王不能以私恩授予官职，忠臣不能以虚伪谋取职位。窃人之财，被称为窃贼，窃据官位，又叫什么！以犯罪手段，侵犯他人，势必会受到惩罚，以获罪手段欺天，能不受到惩罚？三皇五帝时的大臣，以道义事君，其恩德惠及草木，其仁义覆盖封国，因此，福祚传于后世，福荫子孙，享受百世。身处末世的大臣，以谄媚取悦于君王，不怕受到上天惩罚，专门以杀伐树威，像白起、蒙恬，秦国把他们当功臣，上天视他们为贼臣。息夫躬、董贤，君王认为他们是忠臣，上天视他们为贼臣。《易经》讲：“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很少有好下场。”德不称位，其祸殃必然惨烈；能不称职，其下场必然可悲。窃据尊位者，上天会夺去其思考的才智。即使有明察之资质，怀有仁义之志向，一旦富贵，就会背离亲人，抛弃旧友。甚至丧尽天良，疏远骨肉，亲近谄谀，鄙薄好友，厚遇像猪狗样的贼人。宁可漠视千万家产腐朽，也不肯借贷他人一文，明知仓库里的粮食变质，也不愿意借贷他人一斗。亲生骨肉在家中怨望，平民百姓在街巷议论。前边覆车之鉴，后边危车在途，岂不令人痛心。
纵观前朝权贵的用心，与初生婴儿又有何区别？婴儿常患病，权贵之臣常遭殃。父母有过错，人君同样有过失。婴儿患病，是因为伤了脾胃；权贵遭殃，是因为过于娇宠。婴儿哺乳过多，容易生病，权臣富贵之人，志骄意满，容易惹祸上身。过于溺爱孩子，会因溺爱而害了孩子；过于宠幸贵臣，会因为娇宠而杀了贵臣。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受到极刑惩治者，有的死在牢里，有的死在市中，这不正是无功于天，遗祸于人？鸟以深山为家，还要把鸟巢筑在高处，鱼以深泉为浅，还要构筑巢穴，然而，最终还是被人捕获，因为挡不住饵料的诱惑。豪门贵戚居住的宅邸，起个吉祥名字，大门坚固，还要用铁皮包裹，以铸铁为枢纽，最终，仍然会家破人亡，并非考虑不到大门的枢纽不牢，而是常担心财产不多，结果被骄奢淫逸所祸。
对上，不能顺应天意，对下，不能爱护万民，只想着为所欲为，千方百计，依仗君威，欺罔神明，背离天意。犹如累卵之祸，却想着泰山般稳固，原本是朝露之行，却盼着传世之功。岂不是糊涂透顶！糊涂透顶！

《浮侈篇》讲：

帝王以四海为家，以亿兆百姓为子民。一夫不耕，则天下忍饥受饿；一妇不织，则天下忍寒受冷。如今，举国之民风轻视农业，趋向商业。经商的车辆充塞道路，游手好闲、投机取巧之徒充塞都市。种田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商邑翼翼，四方是极。”洛阳的都市，经商者十倍于种田者，投机取巧，游手好闲者，又十倍于经商者。这就造成一夫耕种，百人吃饭，一妇种桑，百人穿衣，以一人侍奉百人，怎能保证供应！天下有上百个郡，上千个县，县邑的市场更是成千上万，情况大致相同。经商与务农，不成比例，百姓怎么会不啼饥号寒？百姓啼饥号寒，奸邪之徒，怎么会不乘机作乱？奸邪之徒很多，官吏治民，怎么会不更加残酷？以残酷手段治民，天下怎能没有哀怨之声？哀怨的人多，祸乱的根源，就在其中。天下百姓民不聊生，上天再降下灾异，国家就危险了。
百姓由富变贫，国家由富变穷，动乱从变化中产生，危亡就会来临。因此，圣王明主重视百姓的生活，顾虑百姓繁重的徭役，以教化引导，防微杜渐，防止动乱的萌芽，以阻断百姓萌生邪念。《易经》强调制度，强调节俭，不损伤物力，不滥用民力。《诗经》有《七月》之诗，强调防微杜渐，周而复始，反复强调。由此看来，人的欲望不可过于放纵。
现在，人们的穿着讲究奢华，饮食讲究奢靡，喜欢搬弄口舌，又习惯于欺骗。有些人把奸诈当作职业，有些人把赌博当作谋生。丁壮男子不扶锄头，却怀揣弹丸，手持弹弓，相约上山游玩，有些人用土制作弹丸售卖。这些人，对外不足以抵御贼寇，对内不足以消灭鼠雀。有些人制作泥车、瓦狗等玩具，用技巧哄骗孩子的钱财，这些都是无益之事。
《诗经》讥讽：“不绩其麻，市中婆娑。”有些妇人不修妇道，放弃养蚕织帛，学会什么巫祝，击鼓跳神，以此愚弄百姓，迷惑家中的妻女。那些身体衰弱、有病的家人，本来就心存忧虑，此时，则会变得更加惶恐。致使家属狂奔乱走，离开正宅，在崎岖的山道上跋涉，受到寒风侵袭。奸人获利，贼人逞凶。有些人深受巫祝的欺骗，以至于丧命，到死都不知道这是被巫祝所误，反而后悔相信鬼神太晚，像这样被巫祝欺骗的例子，太多了。
有些人在绢缯上作画，写上祝词；有些人花言巧语，为人献上祝词；有些人糜费金色的彩绢，扩大衣服的尺寸；有些人裁剪，将缕缕丝线，缠绕在手腕，用绮縠缝制成旗幡。动辄耗费上百的缣帛，花费千倍的功夫，把上好的丝绢做成无用之物，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繁难。这些人坐享精米，消磨时光。山林不能抵御野火的摧残，江海不能充实有孔的酒器，这些都是应该禁止的事情。
在往昔，孝文帝率身垂范，身穿黑色粗丝织成的衣服，脚穿皮革制成的鞋子。如今，京师的皇亲国戚，衣服饮食，乘舆宅邸，其奢靡僭越礼制，超过帝王。就连他们的御手、仆妾，都穿着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佩戴犀牛、象牙、珠玉制成的饰品，用琥珀、玳瑁制成假山等物品。金银错镂，穷奢极欲，相互夸耀。有些人家嫁娶，动用的车子摆出数里长阵，婚嫁用的缇帷充塞道路，跟随的骑奴、侍童成群结队。富有者，竞相攀比，贫困者，自愧不如，一顿饭的花费，相当于贫困者终身劳作。在古代，只有在君王允许下，才能穿缯丝衣服，乘用车马。今天，虽不能像古时那样，也应该学习孝文帝，让百姓懂得节俭为尚。
在古代，殡殓埋葬死者，以薪柴为棺，葬在野外即可，不封不树，也没有服丧的期限。后世圣人把薪柴改为棺椁，以桐木为棺，用葛藤捆扎，向下挖掘土壤不及泉水，距离地面不露臭气。从中古以后，才改用楸梓槐柏杶樗等木材，各地根据条件，用胶、漆涂抹棺椁，使棺椁变得坚固，在地下存留的时间久一些，仅此而已。如今，京师的皇亲国戚为死者下葬，一定要用江南的檽梓，豫章的木材。距离京师遥远的地方，也竞相仿效。像檽樟、豫章的木材，地处偏僻，要在高山上采伐，再从深谷中运出，通过海路，沿着淮河，溯黄河而上，直到洛水。木材上岸，再经过工匠制造、雕刻，经年累月。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制成重达千斤的棺椁，动用万夫之役。东边到乐浪郡，西边到敦煌郡，耗费人力，耽误农时，影响到万里以外。在古代，死者有墓，但不筑坟；中古时，筑坟，但不崇高。孔子葬母，坟高四尺，遇到下雨坍塌，弟子请求整修坟墓。夫子哭着说：“在古代，是不修坟墓的。”及至儿子孔鲤去世，孔子为儿子准备棺木，没有外椁。文帝葬在芷阳，明帝葬在洛南，都没有在墓葬中埋藏珠宝，也不起山陵，陵墓虽然卑矮，更显示仁君的品德高尚。如今，京师的皇亲国戚，以及郡县的豪门大姓，生前并没有尽力奉养，父母死后却要大肆铺张。有些还用上金缕玉衣，棺椁一定要用檽梓楩錻，在墓葬中，埋藏大量的珍宝、偶人、车马，坟墓造得十分高大，墓区广种松柏，建起庐舍、祠堂，为的是显示奢华。鄗邑、毕邑两地的陵寝，还有南城曾皙的墓冢，都很简陋，周公并非不忠，曾子并非不孝，褒扬君父的圣德，爱护父亲的名誉，不在于耗费大量钱财殡殓，不在于埋葬大量车马。在往昔，晋灵公横征暴敛，用大量的财富雕镂墙壁，《春秋》认为灵公违背仁义道德；宋国大夫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宋国大夫违背臣子应尽的道义。对比今天的官员、百姓，僭越礼制，奢侈淫靡，更是违背天道！

《实贡篇》讲：

重用贤者，国家兴旺，重用谄谀，国家衰败；重用忠臣，国君安稳，重用佞臣，国君危殆。这是古往今来的定论，人所共知。然而，国家衰败，国君危殆的事实，却总是存在，继踵不绝。难道说，在当时，就没有忠信、正直之士，或忠信、正直之士苦于谏言，难以奏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在殷商末世，仍然有三位笃行仁义的忠臣，小小的卫国，仍然有很多君子。今天，以大汉国土之辽阔，士民之众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努力，而官员却无善吏，身居高位者，却找不出良臣！难道这个世代，没有贤士出世？恐怕还是朝廷取士用士，出了问题。一般来讲，志向高远者，追随的人少，随波逐流者，聚集的人多，凡结交朋党，大多出于私心，背离实务而趋于浮华。能够推荐士人的官员，也不能按照士人的才干、品行作为举荐的标准，而是虚造声誉、妄生羽毛，忽略被举荐者的才能。官员每年要向朝廷举荐二百人。考察举荐时的评价，德行堪比颜回、冉有，再考察士人的行政能力，却不及中人。这样的士人，一旦担任官员，再转相举荐，其后果堪忧。士人贵在能否发挥作用，至于人品，未必求全责备。四友虽美，才能难以兼备；三仁崇高，决断差强人意。高祖受命，拥有天下，辅佐的大臣并非都是完人；光武帝重用士人，有很多来自王莽阵营。更何况在太平盛世，怎么能说没有人才！
明君圣王发布诏命，犹如雷声；忠臣应和，犹如回音。长短大小，清浊徐疾，必然有类似之物。磨玉须用坚硬的石头，洗金须用食盐淘洗，濯洗锦缎须用鱼鳔，浣洗布匹须用草木灰。这叫作一物降一物，物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智者弃短取长，重要的是功效。今天，被举荐的士人，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某人身上或许有瑕疵，不必求全责备，有的人健谈，有的人缄默，各由其便。像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样的人才，何愁不能发现，像吴汉、邓禹、梁统、窦融这样的贤士，将会接踵而至。孔子讲：“是没有想到啊，真想到了，人才怎么会遥不可及呢？”

《爱日篇》讲：

国之所以为国，是因为有人民。民之所以为民，是因为有粮食。粮食之所以丰收，是因为洒下的汗水。汗水之所以能够带来收获，是因为日复一日的劳作。国家太平，总希望太平之日长久。太平之世，人民闲暇有余力；天下大乱，国民就会度日如年，在动乱中受困，能力就得不到发挥。时光舒缓，并非羲和之功，时光缓慢，是因为君主开明，人民服从治理，人才得到重用。时光短促，并非太阳运行过快，时光蹉跎，是因为君主昏聩，臣下作乱，国家不能有效治理。孔子讲：“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困；富足感觉时光舒缓，贫困感觉暗无天日。圣人深知人民乃国力之本，重视国家的基础，朝廷要减省徭役，让民众得到休息。当年，尧帝诏命羲和，要敬奉昊天，尊奉时令，敬授民时。在明帝朝，公车署规定在凶日不接受奏章，明帝听说后，批驳：“民众放弃农桑，远道而来，扣诣阙门，公车署竟然以禁忌为由，拒绝奏章，这是为政者应有的态度吗？”遂撤销规定。如今，蒙冤受屈的民众，希望能得到申诉的机会，当地县令、县长，却像神明一样，难以见到。百姓放弃农桑，赶往郡府，郡府却以时间不到不予以通报，不向官吏行贿，就看不到官员。有些人不得不连日等待，有些只好转向打点；或者拜托邻里，馈送食物，以应付受惠者。辛勤劳作的时间被耽误，天下人吃饭的问题，能不受到影响？
孔子讲：“审理讼案，我与其他人一样。”由此看来，中人以上，就可以判明曲直，乡亭小吏，也能判断是非。之所以有这么多蒙冤受屈的百姓，其中必有原因。理直者不屈不挠，理曲者谄谀行贿。不屈不挠者，官吏得不到好处，行贿者盛行，就会徇私枉法。如果诉讼案件出现反复，审案的官员要负责任，官员以应负责任之故，不得不在县府违法判案。羸弱百姓缺少乡党的支持，要与当地豪绅对簿公堂，怎能不蒙受冤屈？县里官员听信地方官吏，故维持原判。如果诉讼出现反复，县官应负连带责任，县官因为受到牵连的原因，案件又上送至郡府。以一小民百姓之身份，要与一县主官对簿公堂，蒙受的冤屈，怎么能得到伸张？诉讼之事再有反复，郡府官员也应负连带责任，郡府官员以负责任之故，案件又移送至州部。以一小民之身份，要与郡府官员对簿公堂，其蒙受的冤屈，怎么能有获胜的机会？州部官员不理此案，案件只能上诉至三公府。三公府不审理，案件只能迁延岁月。贫弱百姓孤苦无依，当地豪强即可拖延时日。像这样审理案件，什么样的冤案能够得到昭雪？正直之士心怀怨结，得不到伸张机会，猾吏奸轨违法，得不到惩治，这是小民百姓容易受到侵害、天下有这么多冤案的原因。
除上天降灾之外，仅以人为造成的冤案来讲，从三公府到州郡，到乡县司法官吏，为百姓诉讼判案者，案件错综，反复审理，每日有十万件。一人有事，二人断案，就是三十万人不能经营。以中等农户计算，每年有三百万人因为诉讼，要忍饥受困。盗贼滋扰，怎么可能消除？太平盛世，何时可以到来？《诗经》讲：“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能富足，君王又如何富足？这些问题，能不深思吗！能不深思吗！

《述赦篇》讲：

凡是治疗疾病，一定要先查验脉搏之虚实，病气之所在，然后再开出药方，这样，疾病才能痊愈，寿命才可以延长。作为国君，一定要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乱的起因，然后再颁布禁令，这样，奸邪才可以制止，国家才可以安定。如今，危害百姓最甚者，莫过于以钱赎罪。以钱赎罪，恶人猖獗，善人受到伤害。怎么会这样？百姓不做违法之事，官吏执法公正，不畏地方豪强，不惧奸宄欺诈、造谣诽谤。要让人们知道，奸猾之徒是花钱才得到赎免。黎民百姓受到冤屈，需要到阙庭申冤，一万人中，只有几个人能去；能得到审理者，百人中不过一人；能面对尚书申诉，十人有六七人会空手而归。轻薄之徒，奸猾之辈，一旦陷入法网，受害者家属，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以解心头之恨。而为非作歹者，一旦得到赦免，就会让恶人趾高气扬，争相夸耀。盗贼穿着盗来的衣服，堂而皇之地走在失主门前；孝子看到仇人无可奈何，被盗的财物拿不回来。还有什么样的痛苦，能超过这些！
杂草不除，就会伤害庄稼；奸轨不除，就会伤害良民。《尚书》讲：“文王制定法律，绝不赦免罪人。”先王制定刑法的目的，并非要伤害人的肢体，剥夺人的生命；而是为了震慑奸邪，惩治罪人，为民除害。因此，《诗经》讲：“天命有德，五服五章矣，天讨有罪，五刑五用矣。”《诗经》讽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在古代，只有接受天命的君王，在天下大乱之后，因违法乱纪者太多，一时难以用法律制裁，所以不得不采取一次大赦，让犯罪者自我更新，使百姓得到安居，促进天下大治，并非为了姑息养奸，放纵犯罪。那些天性凶残的歹徒，犹如百姓中的豺狼，即使得到宽宥，也绝无悔改之意。一旦挣脱桎梏，早晚又会陷入囹圄，就是有严厉的县令、大尹，也不能使罪犯灭绝。为什么？凡是成为大奸大恶者，其才能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会乔装打扮，混迹于世间。他们用非法所得的财产，大肆行贿，以谄媚之辞阿谀官吏，以便相互利用，除非有第五公的廉洁，如果没有第五公的廉洁，又如何不被贿赂者所利用？常有人议论说：“长久不赦免罪犯，奸宄之徒会越来越多，官吏难以制止，应该及时赦免，以减少犯罪的人数。”
这是未找到治乱的途径，不了解祸福的起因。

度辽将军皇甫规辞官，返回家乡安定郡，有一个同乡，用钱买了雁门郡太守职务，离职返回家乡，有一天，这位花钱买官的太守，递上名片，欲谒见皇甫规。皇甫规躺在床上，不肯迎接这位太守。太守进门，问皇甫规：“卿此前在郡府吃的大雁，味道还好吧？”过了一会儿，家人又来报，王符来见。皇甫规久闻王符大名，急忙从床上起身，衣服来不及扣上带子，趿拉着鞋子，出门迎接。皇甫规拉着王符的手，返回室内，与王符同床而坐，两人相谈甚欢。当时人为此称赞：“徒为二千石，不如一儒生。”意思是说，书生以道义为重，理应受到尊重。王符终身没有出仕，在家中去世。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郡高平县人。仲长统从小好学，博览群书，文笔甚好。二十岁时，仲长统在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游学，广交朋友，凡与仲长统交往者，均对他的学问表示赞赏。并州刺史高幹是袁绍的外甥，一向敬重有名望的士人，招揽四方游学之士，士人也大多愿意归附。仲长统来拜谒高幹，高幹盛情款待，就天下形势，向仲长统征询意见。仲长统对高幹讲：“君有大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此可以为君所戒也。”高幹自负，听不进仲长统的劝谏，仲长统辞别高幹，扬长而去。没过多久，高幹在并州反叛朝廷，招致败亡。并州、冀州的士人认为仲长统有先见之明。

仲长统性情倜傥不羁，敢于直言，不拘泥小节，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滔滔不绝。当时人称仲长统为“狂生”。每当州郡征召，仲长统都会称病，不肯应召。仲长统认为凡向帝王游说者，都是想扬名于世，然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哉游哉，何不乐以自娱。仲长统欲找一块儿清净、旷达的地方隐居，以乐其志。仲长统说：“如果居处有良田、广宅，背山面水，沟池环绕，竹木遍布，场圃置于房前，果园栽植房后。有舟车代步，可以休息四体。赡养亲属有珍馐，身边妻孥无劳苦。良朋聚会，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亨羔豚以奉之。漫步于畦圃田园，游戏于平林旷野，脚濯清水，目逐凉风，垂钓游鲤，飞弋高鸿。讽诵于舞雩之下，吟咏于高堂之上。安享闺房之乐，思老庄之玄虚；呼吸新鲜空气，求达人之仿佛。与少数知己，谈论经书道学，俯仰天地之间，评点人物之是非。弹《南风》之琴，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睥睨天地。不受世俗之苛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此这般，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为何要攀附帝王阙门！”仲长统曾经写下两首诗，以明其志。诗中讲：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贤者能变，达士脱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者几何。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尽请火灼。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duò）。遨游太清，纵意容冶。

尚书令荀彧久闻仲长统大名，非常钦敬，举荐仲长统为尚书郎。后来，仲长统在曹操幕府参谋军事。每当与曹操谈论古今及当下见闻，常激愤不已，浩然叹息。仲长统著述《昌言》，共计三十四篇，有十余万言。

献帝逊位那一年，仲长统去世，享年四十一岁。友人东海郡人缪袭常谈起仲长统的才气、辞章，认为仲长统足以与西汉文人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相媲美。这里仅摘录仲长统书中有益于时政的篇章，附录如下。

《理乱篇》讲：

豪杰能接受天命者，并非从刚一开始，就已经享有获得天命的名分。天下大乱，在战乱中崛起者，不乏其人。在当时，英雄豪杰均能够借助武威，盘踞一方，豢养智谋之士，逞凶斗狠，与我等一决雌雄，致使天下人犹疑不决，不知天下将归于谁手。这样的人难以计数。以才智较量者，穷尽谋略，以武力较量者，疲惫不堪，形势所迫，已经没有再顽抗的力量，这才俯首认命，前来向我等投降。这其中，有些曾经是尊长，有些与我等同舟共济，有些曾俘虏我等，有些囚禁我等，此时也不得不俯首帖耳。或许心中仍在诅咒，希望我等功败垂成，他们可以东山再起，以奋其前志，怎么可能会终生为我所用？
及至帝王即位，民心已经安定。普天之下，享有太平，顺应朝廷，安享富贵，抚育子孙，繁衍生息，天下晏然，皆向心归附。豪杰争霸之心已灭，士民太平之意已定，家家享受安乐，安居乐业，皇上成为天下独尊。当此时，即使下愚之人身居高位，也能遍施恩惠，其威势撼动鬼神。急风暴雨，电闪雷鸣，不足以逞其威；阳春和煦，时雨甘霖，不足以显其恩。即使周公、孔子再世，也难以再显示其圣迹；即使有百万雄师，犹如孟贲、夏育，也难以展示其威风。
后来继位的帝王，看到天下不敢再违逆朝廷，自以为天下不会再亡，遂放纵淫欲，纵横其邪僻，君臣同恶，上下相随。眼里看到的是角抵游戏，耳朵听到的是郑卫淫声。进入后宫，沉溺在妇人怀中，走出宫廷，驰骋于田野狩猎。荒废朝政，废弃人才，纵情淫乐至死，无所顾忌。身边的宠臣，更是些阿谀谗佞之辈，奉迎拍马之徒。安享尊荣，乐享富贵者，皆为后宫外戚。犹如饿狼看守庖厨，饿虎放牧小猪，遂将天下财富尽情挥霍，还要敲骨吸髓。天下百姓，有怨无处申诉，最终导致动乱，中土扰攘，四夷反叛，天下土崩瓦解，群臣叛离而去。在往昔由朝廷豢养的子孙，都成了吮吸朝廷膏脂的仇敌。直至时运衰竭，势不再来，仍然不知省悟，犹如生就的不仁不义，沉溺于淫邪，不能自拔！天下存亡，朝代更替，政治动乱，周而复始，天道轮回，成为常数。
处理朝政者，苟且度日已久，绝不会考虑贤愚有别，以此判断盛衰之数。施政不以古人为鉴，难以持久，难道不是这样？汉建国以来，编入户籍的百姓，以财力资助君主者，世代不绝。操守清廉之士，只能徘徊于荆棘之间，难有出头之日，对于风俗教化，无所裨益。豪门大户的房屋，高楼连栋，大厦相瞩，膏腴之地遍野，奴婢成群结队，钻营依附者，数以万计。家中使用的舟船、车辆，往来贩运买卖，遍布四方；囤积货物的仓库，遍布都城。珍奇宝货，巨仓难以容纳；马、牛、羊豕，山谷难以填满。妖童美妾，游走于庭堂；倡优歌伎，列阵于庭院。宾客等待谒见，不敢离去，车骑交错于市，不能前进。三牲屠宰之肉，已经腐臭，不可食用；清醇美酒，已经变味，不可饮用。左顾右盼，侍从随其目光而转移，喜怒哀乐，仆妾随其心思而忧虑。这就是公侯的最大乐趣，有享用不尽的财富。运用奸诈巧伪，就能获得一切；所有这一切，世人不会认为是巧取豪夺。水闸一旦打开，波涛汹涌，道路一旦打开，四通八达。要求士人舍弃荣华，甘居清贫，放弃享乐，忍受束缚，谁肯这样做！因此说，乱世长而盛世短。人逢乱世，小人会得到尊宠，君子能忍受清贫。君子贫贱，天高地远，仍然担心会遭受祸殃。处于清明盛世，又会重蹈奢靡之途。老者愈发老矣，不能忍受宽裕带来的俗气；少者愈发壮矣，重新受困于世代衰微。因此，奸人可专擅无穷之福，善人须忍受不赦之祸。眼睛能辨别色彩，耳朵能辨别声音，嘴巴能辨别滋味，身体能辨别寒温，就应该洁身自好，坚守嫉恶如仇。如果人的智慧能够避免重蹈覆辙，还会在享乐时，忘却衰败时的悲哀？这就是人主一而再，重蹈覆辙的原因。
春秋时，周室走向衰落，直至战国，天下大乱。秦国以兼并之势，逞其虎狼之心，屠戮天下，吞食人民，暴虐无道，最终覆亡，既而楚汉相争，用兵之苦，更甚于战国。盛汉二百年，又遭遇王莽之祸，计算在祸乱中死去的人民，数倍于秦末、楚汉相争。及至今日，名都变成废墟，无人居住，百里沦为荒野，无人来往，这样的惨剧，难以胜数，又超过新莽时，悲夫！不到五百年，天下遭遇三起大难，中间的动乱，难以计数。祸乱使得人心不稳，相互猜忌，时间越久，情况越糟糕，长此以往，难以想象。嗟乎！人们不知来世是否有圣人出现，挽救乱局，采取何种方法？也不知道天下何时能结束劫数，又如何结束。”

《损益篇》讲：

制度的建立，只要有利于天时、国家治理，就可以施行。一旦法律过时，有悖于天理，就需要更改。在古时执行有效的制度和法律，对今天的治理不再有效，就要改变。通过改变仍不如前，通过实践有些不成功，也不是不可以恢复。汉建国初，分封子弟为诸侯王，诸侯王治理国内的百姓，手中握有生杀大权。这些藩王骄奢淫逸，放任恣肆，变得无法无天。他们在国内鱼肉百姓，满足其享受；与姊妹私通，放纵其淫欲。对上有篡位谋逆之野心，对下有残杀无辜之凶残。虽然与皇室是亲戚，造成这样的恶果，也是形势使然。此后，几世皇帝贬低藩王，削夺其封土，藩王的势力遭到削夺，只能坐享租税。然而，仍然有纨绔子弟逞其恶行，犯下淫乱之罪，这样的事例仍然很多。因此，从根本上削夺藩王的权力，适当施以恩义，让藩王借一日之尊，享受封国的财富。在国内，诸侯王享有特权，把王位传予后嗣。朝廷不能仅以刑法加以惩罚，也不能放任藩王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时事凋敝，风俗改变，纯朴之风已去，奸诈巧伪盛行。受封子弟在封国逾越礼制，放任恣肆已经很久，不可授予其权力，任其为所欲为，还要收回传世的权力，削弱其势力。善良者提拔，邪恶者贬黜，让下面的藩国，没有壅滞之士，朝廷没有专权之臣。这样的改变是善举，应该尽快施行。
井田制的改变，富豪转而经商，他们的馆舍遍布州郡，田畴瞩望。富豪未曾有乡吏的任命，却可以穿三辰龙纹的衣服；未曾编户为一伍之长，却可以享有千室户邑的徭役。富豪享受荣华，其奢侈超过封君，其势力比埒郡守。富豪任意经营，犯法不用坐监，就连刺客、敢死之士，也愿意为其效力。而贫弱百姓，孤苦无援，衣服破旧，寄人篱下，死后无钱殡殓，蒙受冤屈，无处申诉。虽然也有法网疏漏的原因，其根本，还是富豪占有田地太多，没有受到限制。如今，朝廷重申太平之纲纪，对百姓推行教化，消除贫富不均的状况，纠正奢靡之风，非施行井田制，难以达到目的。以往更改井田制的做法，看来是失败的，应该恢复旧有制度。
废除肉刑，刑罚的标准难以掌握。减免死刑，下面就是髡钳，髡钳以下，就是鞭刑。死者不可以复生，髡钳不会伤及人命。髡钳刑、鞭刑不足以惩治中等以上犯罪，没有肉刑，怎么能行！像鼠窃狗盗之徒，男女淫乱私奔，用酒醪贿赂犯罪，斗殴时误伤他人，都不会构成死罪。如果杀头，惩罚太重，如果判处髡钳，又显得太轻。不制定肉刑，怎么惩治中等以上犯罪？制定法令，不能没有轻重区别，否则会妄杀无辜。如今的问题，刑罚过轻，不足以惩治犯罪。官吏贪赃获罪，在狱中以疾病死逃避诛杀。定刑的律条，没有一定标准，名实不符。臣担心，这不是帝王制定法律的目的，也不是圣人制定制度的初衷。有人会说：对恶人，用刑可以重一点。如果犯法的是善人呢，也能用重刑？实施刑法，不冤枉善人，善人有罪，不至于处死。这是忍心杀人，不忍心使用肉刑。如今，五种刑罚各有标准，轻重程度，法律条文有序，名实相符，只要不是杀人、谋逆、造反等禽兽行为，罪行重者，都可以不杀。按照周室制定法律的原则，续写《吕刑》，制定一部新的法典。
《易经》讲：“阳卦是一君二臣，这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二君一臣，这是小人之道。”那么，少数人是人上人，大多数只能是人下人。一个伍夫之长，管理伍夫；一国之君，治理一国之众；天下人的君王，治理天下人民。愚民为智者所役使，好像树枝附在树干上，这个道理，是天下常法。建立国家，要把人分类。建立制度，要因人而宜，分管各种事务。人民居住的地域遥远，难以安绥，政事过于集中，难以处理。如今，过于遥远的州、县，有些有数百、上千里，有些地方地处山区，有些地方多沼泽湖泊，仍然有人居住、种粮。朝廷应该划定疆界，让过于遥远的地方，距离县邑中心不超过二百里，在户籍上注明，以便于查阅，编为什伍户籍，便于相互联系。限制每户耕种的田地，以防止兼并。制定五刑法律，有利于制止犯罪。朝廷增派官员，有利于治理。督促农桑，有利于百姓家给人足。抑制经商，有利于发展农业。敦促学校建设，有利于培养道德。表彰善行，有利于风俗教化。考核才艺，有利于量才录用。选拔精壮，有利于习武守土。整修武器，有利于防守攻战。严格法令，有利于防止僭越。重信赏罚，有利于惩恶扬善。纠正荒嬉，有利于杜绝奸邪。严格纠察，有利于制止暴虐。以上十六项，是朝廷施政的要务，执行时有常法，考察时有范围。和平时期防止官员懈怠，一旦有事，也不会惊慌失措。即使圣人出世，也应该这样施政。
在以往，天下的户口数，超过一千万，除了老弱，每户有一个壮丁，就有一千万壮丁，这其中还有许多遗漏。此外，蛮夷戎狄居住在汉地者，还没有统计在内。每十个壮丁，必然会有一个能胜任什伍之长，推举什长以上的官吏，就有上百万人。十人取一个，任命为县佐、乡史，就有十万人。十人取一个，就有上万人，可以辅佐朝廷，处理政务。以体力出卖劳动者，是劳动人民，在人民中选拔壮丁；以才智贡献能力者，是士人，在士人中选拔耆年、尊者。按照这种方法选用人才，就会发现，天下的人才绰绰有余，怎么会没有人才呢？只能说没有利用，不能说找不到人才；人才没有得到重用，不能说缺少人才。这样看待问题，充分利用人才的能力，了解人的愿望，振兴颓废，利用人才，网罗遗漏，符合天人合一。
有人说：善于为政者，须除去繁苛。朝廷裁撤官员，减少机构，以无为而治的态度，做不可为之事，为何要这样？答：这样一来，夏商周三代的圣人不足以羡慕，往古的圣人不足以效法。君子以法制手段，让民众服从教化，小人以法制手段，令天下大乱。都是以法制手段，前者重视教化，百姓变得熏熏有礼，后者强调惩罚，天下陷入混乱，出发点不同。譬如，让豺狼放牧羊群，让盗跖负责征税，一定会陷入混乱。官吏放纵恣肆，维护国家利益时，又怎能制止恶行？世人只有由君子治理，才能实施教化，国家拥有丰厚的储备，才能渡过难关。人不能仅为了温饱从事农桑，国家储备，同样不能横征暴敛。官员享受优厚的俸禄，可以杜绝官商勾结，盘剥百姓；国家拥有丰厚的储备，遇上兵灾、水旱，不会有仓廪匮乏之忧。所以说，官员通过正道取得俸禄，百姓不认为是巧取豪夺；官府通过正常渠道征收赋敛，百姓不抱怨赋敛沉重。有了天灾，官府开仓放粮，予以赈、贷，不亦仁乎？百姓衣食有余，减少奢侈淫靡，朝廷布施恩德，不亦义乎？君子所处的地位，是士民百姓的楷模，享用美味、锦绣，出行乘坐朱轮马车。如今的社会舆论，认为居住在陋屋，才是高尚；仅享用蔬菜，才是清廉。这就失去了天地本性，鼓励虚伪矫饰，让玩弄小智者居于高位，各项事业得不到发展，原因就是认识有误区。得到清廉士人，失去以才能治国建功立业者。以廉洁取士，以贪婪去士，这绝非君王取士之目的。选用官员，要选用有才干的官员。有才干的官员，富者少，贫者多，俸禄不足以供养家庭，怎么能阻止官员谋取私利？以此定罪，犹如用陷阱等待君子。

盗贼加上饥荒，九州各地，此起彼伏，饥馑连年，军队征战不休，赋敛繁多，百姓穷困。削减官吏的俸禄，赖以为生的钱减少，巧取豪夺的财富必然增多，军队在万里以外征战，军饷转输，首尾难以兼顾，徭役沉重，农业劳力不足。亿兆百姓，呼喊苍天，贫苦百姓，辗转于沟壑。如今，按照土地肥瘦计算稼穑收入，每亩地产粮三斛，每斛征收一斗赋税，还不是太多。一年收获，可以有数年的积蓄，即使有徭役，加上奢侈淫靡，皇上向爱幸之臣施予恩惠，也不会耗尽国家财富。不遵循古法，施行轻徭薄赋，一旦出现警讯，一地受灾，既而连续三年，再审计财政亏空，坐视战士以蔬食果腹，路上的饿殍遍野，作为帝王，能这样施政吗？二十税一，是古代貊国的税制，更何况汉施行三十税一？减少官吏的俸禄，用以增加军费，最早缘于秦国征伐崤山以东诸侯，开疆拓土，征伐四夷。汉继承秦制，没有更改，国家动乱的原因，皆在于此。如今，土地没有常主，百姓没有常居，官吏的俸禄只能按日发给，官员的品级没有常法。朝廷应该确定制度，统一标准，租税以十一为标准，更赋照旧。如今的土地可谓地旷人稀，中原的土地还有很多没开垦；尽管如此，仍然要限制兼并，豪门大姓不允许拥有太多土地。地上长草的土地，一律作为官田，有务农能力的百姓，提供给他们耕种。如果听任百姓占有，此后，一定会留下后患。

《法诫篇》讲：

《周礼》有六部经典，《周官》记载的大臣，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到了春秋，诸侯重视德行，一位上卿辅佐国君。到了战国，还是这样。秦国兼并六国拥有天下，开始设置丞相，以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从高帝到孝成帝，丞相、御史大夫的设置没有更改。大多数丞相、御史大夫，任职直至退休。汉朝之所以兴盛，官员稳定是一个原因。把朝廷重任放在丞相身上，政事专一。任命多人负责，就会相互推诿，朝政陷入混乱。政令统一，事业发达；朝政混乱，事业停滞。光武帝感叹汉室前几世皇帝大权旁落，愤慨朝中权臣窃取帝命，欲矫枉过正，朝政不下移权臣，虽然设置三公，朝中政事归于尚书台阁。从此以后，三公之职仅为备员。然而，朝政没有及时处理，三公仍然会遭到责备。尤其是朝廷大权下移至外戚手里，皇帝的恩宠遍施于近臣、宦官，这些近臣、宦官又争相任用党徒，重用私人。在朝内，这样的人充斥京师；在朝外，这样的人遍布州郡。这就颠倒了贤愚，导致选贤任能形同虚设。很多无能官员，负责镇守边境，贪赃枉法，虐待边民，导致四夷愤怒，相继叛离。边郡祸乱不断，百姓怨气冲天，阴阳失和，日月星三光失序，异象频繁出现，水旱灾害频仍，螟虫啃食庄稼。这些都是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所致。朝廷把责任归于三公，横加叱责、策免，甚至处以死刑。令人呼喊苍天，号啕泣血。在汉代中期，选拔三公，强调清廉、谨慎，能够遵循常规办事。这样做，犹如妇道人家的规矩，乡里人办事的要求，怎么能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任职能力如此，选拔官员也是如此，希望朝廷三公为国家建功立业，为朝廷创立政绩，岂不是南辕北辙？在往昔，文帝对于幸臣邓通可谓至爱，仍然尊重丞相申徒嘉，对邓通严加申斥。皇帝对待幸臣是这样，对身边的小臣，又何须担心？到了近世，外戚、宦官请托之风盛行，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就会遭遇不测之祸，执法官员如何纠察、弹劾这些人！从前，任职的官员权力、责任重大，责罚较轻；如今，任职的官员权力较轻，而责任很重。在往昔，贾谊深感绛侯周勃受到的处罚太重，向文帝强调要重视大臣的廉耻。再以后，大臣有罪，以自杀了断，相沿成习。后来继位的皇帝，对此习以为常，没有人明白为何会这样。呜呼，悲哉！左手握着大权，右手却要准备以自刎了结性命。即使愚者，也知道这样做很难，更何况明哲君子！光武帝夺去三公的权力，如今，更有甚者，不给皇后亲属权力，几世皇帝都是这样，皇帝的亲疏变得很微妙。母后的亲属，皇帝身边的近侍，享有权势，变得尊贵，福荫传至万世。历史上因为所用非人，造成祸败，每个朝代都有，陛下仍然没有警惕，真的令人痛心。不如设置丞相，总理政事。如果委任三公，也应该厘清责任。凡在朝中当政者，皇帝不应该与其结成姻亲；一旦结成姻亲，就不应该再当政。如此一来，一旦在位者疲敝百姓、举荐不重用贤者，导致百姓感到不安，争讼不息，灾异频发，人物多妖，可以追究其责任，朝廷予以治罪。
人们常说：朝政放在一人身上，权力太大。答：人才难得，岂可因为权力太大，就放弃人才？在往昔，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流，借着外戚的权势，操控权柄。及至伏诛被杀，仅凭诏书一封，瞬间将其诛灭，何须畏惧权力太大？如今，朝廷将神明之权，交予近臣，把权力输送外戚，算起来，十世皇帝有八九个都是这样做。不归罪外戚、近臣，却怀疑丞相的权力太大，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评论如下：百家之言，议政者很多，议政的内容，大多归结为固本强基，革除时敝。这些政论家观点不同，有些建议偏颇、杂乱，对于是非的看法众说纷纭，意见相左。我这里故妄论之，当今之世，已经不是上古时赫胥氏、神农氏的世代，人情乖谬，思想复杂，人们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即使有通晓万事的本领，也不能预判各种情况出现。山川的险峻，不足以研判人心的险恶；世间的俗事，更难以找出详尽的答案。按照常理去做，其实殊途同归，莫不是为了天下太平。人的才能、品行殊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夫复何言？明君圣王出世，则会天下太平，普天同庆。至于施舍、安抚之道，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礼仪损益，时代不同，有文、有质，无非交替使用。施政的方法，有些明显，有些隐晦。用兵、祭祀，与古时的理念并无差别。至于皇帝的黄屋左蠹、冠冕御服，会有些变化，然而强调教化，万变不离其宗。像周代的《甫刑》，对公族宽宥，对储君用刑，宽宥、用刑，交错使用，对觊觎皇权的防范，始终如一。这些措施，分流而共源，百虑而一致。一开始矫情，而后就会矫枉。葛屦履霜，其弊端在于太过俭朴；衣冠楚楚，又强调避免奢靡。对诸侯宽厚，还要防止其尾大不掉，诸侯势力太强，则会恃强凌弱。使用严刑峻法，苛政又会招致社会动荡。这些为《诗经·曹风》《诗经·魏风》所讽谏。考察《国风》，了解民情。周室衰微时，正是《国风》中的王朝末世。对于施政者，决定国家兴衰，或繁，或简，要与世代相适应；或猛，或宽，要与问题相匹配。在春秋，刑法镌刻在鼎上，有历史记载。高祖约法三章，贵在能够适应形势。郑国大夫太叔有猛政之美誉，父亲子产去世，国人为之流涕。赵宣子更改法令，以严酷治国，汉初萧规曹随获得赞誉，这些都是因时、因势而变化，有张有弛，可以为后世所效法！数位贤士对于时政的评论，强调得失，提出纠偏，议论多有错谬，更多的是以儒家观点，偏执于一隅之见。重视清静治国者，把这些看作是腐儒之谈；循名求实者，把这些看作是柱下儒生的通病。有些儒生，推崇前代圣王的治国之道，或可施行于当下；有些儒生，引经据典，抛出挽救时弊的良策，或可流芳于后世。言之凿凿，其实并无大用。犹如舟船，不能在陆地上行舟；犹如琴瑟，需要改弦更张。按照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不可仅拘泥于儒家经典，治国理政，终究会有方法，暂且把理论放一放？

赞辞如下：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